自暮春重翻了一遍右丞集，便想着写写王维，然开了几次头，直悬到深秋也未想好要如何落笔。王维圆融，如天上明月，望见只觉是处都好，要赏玩却极难措手，持在哪里都仿佛会坏了外晕，反失完满。

人们常赞他摹景技法精微高妙，体物入神，能开旁人所未见，但却少有人真能穿透诗句真正看到他这个人：千年以降，读者所熟识的王维仿佛粘在枕屏中的故乡原风景，长宜远望低叹，却从不为读者的瞬时悲喜主张。大苏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文人画本便是静中的返照，静则难免平滑，可急需诗去解救的世人，往往却正是需要一点摩擦力的。

好在王维终非天外神佛——谁生来都不是握不住的量子团。他本性里当然便有冷静抽离的一面，但一样曾走过与许多人相类的少年时光。在“虽死尤闻侠骨香”的时代，王维亦尝矜矜自喜或涔涔自艾，在波折中忿然不群，亦是经历了无数挣扎与疗愈、迷离与选择，方才走到最终这一重静。这重宁静令他终于欣然将自己的姓名溶解在了笔下的世境里，从此世人再难触及，也便再不能伤他——但要走近这个人，我们便不得不去试图寻到一个用以措手的棱角：直面喜怒本是诗的起点，事实上我也好奇，在尚不能外化情绪时，那个早慧的少年是如何安置它们的。

情绪并不如我预计的那样难找：毕竟卷入贵族的冠带交集时，王维几乎毫无自保能力。当他一早被琵琶、诗歌与绘画的幻光摄入盛唐那场梦影，命运便早已预设了梦醒时他“所居人不见，枕席生云烟”的无措与不甘。盛不可久，与他同龄的李白也终难免一场类似的醒转，只是晚到了二十余年后赐金还山、梦游天姥之际——“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李白痛悔自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而王维却并没将“事权贵”与“不得开心颜”关联起来，再去感今是而昨非——究竟他孤身过黄河、赴长安，遍谒名流时还只是个十五岁的孩子，孩子身前，又焉有足够的退步空间能容一悔呢。

王氏一系因迁居蒲州，后称河东王氏：视其父处廉能与博陵崔氏联姻，当属太原王氏旁支，出五姓七族。王家历代官身，王维高祖、曾祖和父亲均为州府司马（分属赵州、扬州、汾州），处从五品下阶，居一方上佐。司马品高俸厚而不亲实务，是专为世家子弟所设，而王维祖父曾任太常寺协律郎，品阶虽低，却是京官，一门四代纵都不多么显贵，但亦不堕大族声名。然自迁居河东尔来，同宗远分，及父亲早逝，援望则益寡。母亲崔氏固然能承仰自家照抚，然膝下四子一女亦急需有人早日在朝中立足，方能预一门来日，弟妹年幼，这第一步当然就先要由王维踏出。

帝京大不易居，要入名流巨眼自要走些捷径，而五姓子弟幼从游艺，倒天然居于宝山山门内——尤王维不但诗名远传，兼工草隶，解音擅绘，更是“妙年洁白，风姿都美”“风流蕴藉，语言谐戏”，处处拔群，又处处可喜，要恃才厕身高门谈笑间当然是够格的：种种无用之才虽都是名门子弟必修之务，但王维尤能出众，或正因他确能无干功利地沉醉其中。

真正的艺术让人清澈，这或是王维在阅人无数如岐王处仍能获一眼高看的原因。在权势名利中滚惯之辈往往最厌人欲，他们当然心知王维所求，但因他在音画诗歌上这一重纯真，倒令这交往不太似一种手段了。不干交易的礼敬，本亦是贵族最经济的自我形象塑造。“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之所以能放心将自己那几分风流亲善的姿态表现在他身上（“无不拂席迎之”），盖因他们经过长日相处，已知王维的求恳绝不会在主宾相得、谈笑融洽的时分煞风景地出口——那便已经够了。他们拥有的太多，本不在意给，只是不喜欢被索取而已。

不久，王维便为岐王相携往来于贵族歌宴之间，亦踏入了长安周遭如杨氏别业、卫家山池等许多山水庄园，更曾随岐王奉诏去凤翔麟游县的九成宫避暑。九成宫至高宗朝本是地位最隆的离宫，昔自太宗起，帝驾往往春往冬还，不独避暑行乐，亦宴朝臣、会外使，盛极一时，但入玄宗朝便再未修葺过。离宫多水，高宗在此曾险些崩于洪灾，固有其凶险，然正以此，山中松泉别见幽胜，也无疑为王维心底种下了山水林泉的梦因。

岐王府中有各种性格的奇人往来，也包括王维后来一生的好友崔颢。而其中最传奇的，当属尚值年轻疏放的乐工李龟年。时人记忆中，李龟年入府时曾自恃耳力，隔座听琴而清辨秦楚之声，岐王为之大奇，要赠以破红绡、蟾酥鬵，他却摇头不受，劈手强夺了妓人沈妍的秦音琵琶，捍拨扬长而去。岐王哈哈大笑，竟也不恼——盛世总是少不得这样的传奇故事，但如论长日相随，当然还是诸能皆备又温和平雅的王维更切岐王之意：这样的随伴就如一件最趁手的摆件，持出给人看时，任谁都要啧啧称羡，然不需他了，他便会立刻淡入最和谐的背景，绝不处处拔尖，惹人烦厌。这是大族少年生来便知的处事分寸。

追陪文筵，自然少不得作诗。作应教诗于王维是最轻易事，但从他留存下的诗句中，我们更能看到的是王维对热闹的冷感——他总会在诗中为自己隔出一隅角落，将注意力投向些不关紧要的外物：“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积翠纱窗暗，飞泉绣户凉”，分明是最为活色生香的筵聚，他写来却每如兴至独往，无关人事——相较而观，同样是岐王座上宾的崔颢则显然是乐在其中，兴味盎然的，如《岐王席观妓》“拂匣先临镜，调笙更炙簧。还将歌舞态，只拟奉君王”，方是宫体应制诗常见的作法。

处处得体的章节中，有王维这样的一霎出神原也动人，而当然，这个熟稔于礼仪规矩的的少年绝不会放任这样的出神。他会忠实地完成自己的应作的应制诗，一如他会得体地应对好每一次调笑或闲谈。但即使在“座客香貂满，宫娃绮幔张”“径转回银烛，林开散玉珂”这样音色和融，耳鬓温酣的笔触里，王维仍显然将自己留在旁观的位置：他的描绘准确而美妙，却全不见置身其中的喜悦或惶恐，仿佛穿梭于壁画前的后来人，领略着如梦似幻的衣香鬓影，然后感叹流光、返照自我，却独无分毫交融或沉浸。

视岐王“清猨啼远木，白鸟下前滩”“钓叟无机沙鸟睡，禅师入定白牛闲”样笔法旨趣，显然诗风审美与王维甚近，也当然便能对其纵容欣赏（岐王自己在兄长宁王的宴会上，亦有“清冷池里冰初合，红粉楼中月未圆”这样东张西望的句子），而王维当然也就很易被这样的礼敬催生万事无不易与的错觉。他还不知这样抽离的视角只适合看风景，却不适合看官场——风景不会侵占人的自由，裹挟人的心力，而真实的社会则不然。在尚不属于官场时，王维已见惯了当朝位高权重的王族与人臣，熟悉他们的谈吐与气度，或也能看透他们种种人格中的可敬与不堪、升沉时的挣扎与绝望……他或以为这种种扭曲，都是因为这些人不够聪明沉稳之故，而自己当然能做得更好。那一层生态没有真笼罩在他头上时，王维以为仕途进退之间，只如九成宫里一晌出神与回神一般容易——究竟周身的人，都还是那样一群人。

于是我们不难想象，年方二十出头的王维举京兆府解头时该是很坦然的——他有才华，有品貌，有门第，得权贵青眼，亦明交际分寸。他愿意为国家好好做事，也足有在任何职位上做好分内之事的能力——方方面面看去，王维的优秀不独远出同科进士（这一年是个科考大年，强人多举，上榜进士足有三十八人之多），即使相较久浸朝堂的官员，也少有人较他出色。

这年京兆府试帖诗题出自鲍照的“直如青丝绳，清如玉壶冰”，取意不俗，王维交上的《赋得清如玉壶冰》则尤见矜静：

“玉壶何用好，偏许素冰居。未共销丹日，还同照绮疏。抱明中不隐，含净外疑虚。气似庭霜积，光言砌月馀。晓凌飞鹊镜，宵映聚萤书。若向夫君比，清心尚不如。”

入题、比物、赋格、致虚、言志、返照，结尾落致“清如玉壶冰”之“如”意，层序分明，是试帖诗正格。全诗辞娴韵静，气和典丽，虽应试却不著功名人欲，此是王维诗品高处自不消说——而取冰玉情性相合意隐谢贵人容托（首句甚显），更以“飞鹊镜”（《神异志》：“昔有夫妇将别，破镜，人执半以为信。其妻与人通，其镜化鹊，飞至夫前，其夫乃知之”）“夫君比”之语拟妾托夫，亦不难见对岐王举荐的致谢与日后效力的表态，不失辞格却分缕皆到，这又是王维较大多诗人明事理、通人情处。

应试短短一首诗中，能得体而不失格地将所有人、亦包括自己的期待都照顾好，这是何其难得的能力。这样的儿郎，长久顺当地在长安立稳，一步步走向朝堂中央，追从一代代贤相重振大唐的荣光似是情理中事——可不到一年，尚未释褐的王维却即刻领略到了朝局的不居。

开元八年，岐王宅里王维常见的几位朝臣忽均以“与岐王范游宴”“数与范饮酒赋诗”而坐罪：光禄少卿驸马都尉裴虚己被流于新州，又命与公主和离；万年尉刘庭琦被贬为雅州司户、太祝张谔被贬为山茌丞——不独岐王，薛王的门客韦庭、皇甫恂等也均坐罪遭贬。皇帝给出的解释是：“吾兄弟自无间，但趋竞之徒强相托附耳。吾终不以此责兄弟也”，待岐王、薛王却如昔无二，然经过这一番敲打后诸王也当然知道，兴庆坊畔那座刚刚落成不久，象征手足亲爱的花萼相辉楼，终究不过一座为皇帝一人而建的纪念碑而已。

王维虽有功名，然此时尚在守选，尚无官身，不在“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之列，然究竟来年便要举进士，当然不便再多与岐王往来。这年下半年，他只与弟弟王缙温书，再不多赴王族高门，只在无数传言中，听着一个个熟悉的人物踏上流贬之途——四五年来惯见而以为长在的醇酒繁弦，花光人面转头即空，当然让这个以为登第荣门于自己是理所当然事的少年背脊生出一层冷汗。

开元九年初，王维调太常寺太乐丞，正式得了官身。上级太乐令“掌教乐人调合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祀、飨燕”，下二丞即令之辅官。此职承昔年祖父王胄太常寺协律郎余例，对幼继家学，娴音律、通礼乐的王维来说是合宜的，然太乐丞之职多为调理乐器、选词入乐、考核乐师等实务，少能直接在祭祀、朝会、飨宴上露面，多居幕后，故不必进士，精于此道的乐工亦偶有当之——以王维才华名望，实有大把制举的机会与他更为匹配，如弟弟王缙以文辞清丽科入门下省作黄门郎，或如王昌龄般举博学鸿词科入秘书省作校书郎，都是天子近前，更易青云直上的好开端，但依唐“守选三年”常例看，王维似并未在中进士后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报考制举，且也未守选等满年份，是提前调任的——我们或可猜测，岐王被敲打后，王维立刻意识到处境危险，为恐登高跌重，反而影响几位弟弟仕途，于是多方请托，借解头身份恳吏部急选了一个不惹眼而能胜任的位置安身。

他的上级长官太乐令是名满天下的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刘贶。刘贶承家学深通经史，擅天文、律历、医、算，他此前一直在太常寺任职，自协律郎升太乐令，音乐素养亦是极高，曾著《太乐令壁记》，详分三卷，细论乐元、正乐、四夷乐等，勤思敏学，颇具见地——刘贶是学人，对王维这样以长袖善舞，奔走权门知名的才子观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究竟二人于礼乐均多研修，组正副搭子并不为难：王维能力不坏，亦不好出头，此时更是退身自保，时时在意之际，本不应有差池，奈何饶是如此，还是出事了。

如我们所知，太乐丞干了未两个月，王维便因“被人嗾令舞黄狮子，坐是出官”，同时，刘贶也是“犯事配流”，二人所犯之罪，当然指的是同一件事。

此案令人很觉费解——刘贶固已在太常寺任职多年，王维亦惯于出入公宴，熟知仪礼，更绝非能轻易被人“嗾令”了去之辈。所谓“黄狮子者，非一人不舞也”之说若是成例，刘、王二人绝不至同时茫然不察。

黄狮子舞分属于二部伎中立部伎里的《太平乐》。太平乐为龟兹乐，需一百四十人高歌，旁又有五方狮子作舞，十分壮观。据记载，狮子立得一丈多高，由二人组成，“缀毛为衣，象其俯仰驯狎之容”，分青、赤、黄、白、黑五色，依东、南、中、西、北五方站立，随太平乐歌起舞。前有二人均戴红抹额，执红拂子，“服饰皆作昆仑象”，“为习弄之状”，称“列狮子郎”，便类似如今舞狮一般。

太平乐须百余人参与，当然要经无数次排练，就中黄狮子位序居中，象征中原君权，则更为重要。有说或是伶人演练时衣黄而犯禁，然这样大型的舞乐必然演练过多次，若突然易以正式具服，王维就算不知，刘贶也必然会生疑——不难猜测，这次同时坐累主副官的黄狮子舞必非演练，应还是在一个相对正式的场合去舞的。

刘贶在《太乐令壁记》中曾详细论及立坐二部与五方狮子舞的细节，却不曾提及不同色的狮子的排演禁忌，而遍查资料，所谓“黄狮子者，非一人不舞”的说法，也都是在刘、王坐罪后方见诸书史，此前从未有过任何记载。我们或者可以猜测，黄狮子只为天子舞之说，此前恐怕并无明确的书面规范，甚至亦曾有过破例。

玄宗夺权之路不易，上有态度暧昧的上皇睿宗，侧有朝堂势力尚胜于他的太平公主，最终侥幸靠一众家臣发动政变成功铲除几方势力，操权于己手，固有运气，亦颇赖几位王族支持。此后更承宁王后将帝位拱手相让，坐稳江山，于是兄友弟恭、花萼相辉，姿态绝不少做。

五方狮子，实则花萼相辉的又一显相：狮分五色，相照相成，皇帝恩重手足时，未必太平乐便不曾为诸王舞过，而开元八年后，花是花、萼是萼，层序日渐分明。皇权跃然而升，则种种此前混沌的界限，也便随着这沉降相应清晰。继之，对从前秩序越熟悉的人，却反越易被经验所误——有人说黄狮子案是宰相张说为报复刘知几秉笔直书昔日丑事而设局坑害其子，王维只是恰逢其时，然张说斯时尚任并州刺史，二月后方拜相入京，实不暇为此。更可能的场景或是花萼相辉楼上皇帝奏太平乐以宴诸王，中途离席，黄狮子舞如前例未停，皇帝归来恰好借机发作，以清明花萼之别。当然，无论是谁设局，若非恰会今王意欲弹压诸王的背景，以刘贶、王维二人经验，当然不会给人白钻了这个空子。

刘贶之父刘知几亲自去为儿子求情，“诣执政诉理”——这执政，或指宰相张嘉贞：他究竟如何转呈皇帝我们不得而知，但最终结果是“上闻而怒之，由是贬授安州都督府别驾”，不独刘贶没有脱罪，刘知己也被贬去了安州，不久含恨去世。王维没有父亲为他说话，诸王式微，况或多少牵入观看过“黄狮子舞”的嫌疑，此时更不会多言，于是这个已极小心谨慎的青年授官方才不足五个月，便遭遇了第一次贬谪，“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他若留在太常寺，少不得有来日调任之盼，也不必守届满轮休之待，可若去州府做参军离开了中央，则需依任期当值，三年后便面临再一次的空档守选，这对他来日前途影响无疑是极沉重的。

王维无计可施，只得作别亲友，凄凄出城。有故人于灞桥边相送——王维依稀记得，两年前自己亦是在这里送走了同届科考而未能中进士的失意好友綦毋潜。作诗留别时，这个素来沉静温和的青年第一次在诗中放任自己流露出颓然的情绪：

“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川阴。

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

闾阎河润上，井邑海云深。

纵有归来日，各愁年鬓侵。”（初出济州别城中故人）

王维作五律多陈时景，甚少涉事，情绪也多点到即止，甚至虚指则罢，而这首诗却格外不同——这个少年的委屈实在已超出了他所能消化的范围。

从王维的视角看我们当能理解这委屈：他十五岁始千里携弟赴长安谋仕，处处操持打算，如履薄冰地逢场作戏，周旋于官宦王族间，好容易立稳脚跟，以解头中了进士，却恰赶上皇帝与诸王的角力，前数年所预种种人情瞬化泡影。他的应对已不可谓不及时：意识到情势有变，即刻放弃等待吏部制举，而迅速进入太常寺任一乐吏，以求退步守静，可饶是这样处处留神，还是无端获了罪。

细论起来，帝王之怒当然不是针对他这个小小丞官，甚至也未必就与此前他和岐王往来有关——毕竟一直安分在太常寺当差、很少外出应酬的刘贶也一并坐罪流放了。敲山震虎，他们不过恰是那几块倒霉的石头罢了。

所以无悔可言，实也是因为他行事一步都不曾走错。此番无端踏上进士们所最不愿走的那一条路，除了“微官易得罪”，这个绵密而聪明的青年也委实再找不出其他理由——飓风摇落木叶，本非木叶有资格去反省之事。于是写下自己的结局后，王维难得任性地追了一句回头直指的补陈：“执政方持法”。执政者，自与刘知几“诣执政诉理”所见的“执政”是同一人。他们“得罪”源于执政者，而执政者也是“方”持法：考虑到斯时二位宰相都不是新上任，这“方”所影射的当然不是人，而是他们所持之法——这也进一步印证，王维认为自己无端坐累，是中道易规所致，而并不是自己的罪过。

但他究竟是太明白分寸之人（绝不似他日好友孟浩然，连自怨自艾都能扯到“不才明主弃”上去）：法为君设，若言及易法而止，难保不被人疑他怨及君上，于是王维及时补了一句：“明君无此心”，将皇帝完美地择了出去：不怪执政，他们是持法办事，不怪皇帝，他绝无针对我的心思，要怪，也只能怪到这一个“方”字。因缘际会，被我无端赶上，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个十几岁便扛起满门希望的天才少年，即使言怨，也依然保留着最得体的尺度。这尺度较之绝望无忌的哭号更令人心疼——因我们绝知那并非他所真实遭受的烈度。即使在不得不呼痛之时，他仍要谨慎地先将诗中每根刺都拔掉，防止累人惊跳，更伤其他。确保每个表述都足够安全后，他才敢妥妥当当地将悲伤流露出来：我所要去的，据闻是东海泽国，纵然有回来的时候，恐怕也已白发苍苍，无颜与你们重见了。王维此时虽尚年轻，却已不似任何性情天真的诗人会自我慰藉：他既聪明，也冷静，此番显然早已从刘氏父子的遭遇中感受到了这次坐罪的严重性——这出自高门子弟与生俱来的洞察力。

留下这样一首诗后，他告别了在准备制科考试的弟弟王缙、携弟妹来京投奔二人的母亲与新婚妻子崔氏，独自乘船往济州而去。

前半段的旅程是沉默的，纵在途径老家太原与少年时曾久居的洛阳时，他都没有留下任何诗作——也或许写了，但警醒自己话说得不合适，回头又删掉了。但不难看出，一直走到郑滑一带，王维心里这股委屈也没有平息——踏上贬谪之旅后，能找到他的第一首诗是《早入荥阳界》，已是延河行到了郑州附近：

“汎舟入荥泽，兹邑乃雄藩。河曲闾阎隘，川中烟火繁。因人见风俗，入境闻方言。秋晚田畴盛，朝光市井喧。渔商波上客，鸡犬岸旁村。前路白云外，孤帆安可论。”

“河曲闾阎隘，川中烟火繁”当在返照到离长安时对济州的臆写“闾阎河润上，井邑海云深”。但当时想象中的远方巷陌只是茫茫一片，隐现于海云之中，而如今河道行来，他方有了细看的机会：山西河曲一带水害不绝，故而民居简陋，入荥川后水势徐平，则烟火气日盛。他静静在舷窗中看着秋日晚间人们仍在田头收割，欢喜丰年；晨起时市井中已有了前晚新摘的时令蔬果摆出来叫卖。河道里往来的是渔人商旅，河道畔鸡犬相闻，则属常年安居在此的人家。王维独坐舟上，就这样从早看到晚，从近看到远。

不同大多诗人，王维在贬谪路上依然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和观察力。他固然仍在为自己的未定的前路难过（“前路白云外，孤帆安可论”），却总未以此沉沦在情绪中，而忽略了沿途风物。他似乎对自己每刻所见都颇自珍重，要特地作诗将它们都妥善地记录下来——这记录的过程或如他少年周游京洛，在寺中一笔笔描摹着前人的壁画，能令他心情平和。

这是领受过艺术妙处的人独有的自我疗愈能力。

当日晚间，王维住在了郑州。大抵白日在荥阳的创作令他感受到了轻松，很快他又写下一首《宿郑州》。

“”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他乡绝俦侣，孤客亲僮仆。宛洛望不见，秋霖晦平陆。田父草际归，村童雨中牧。主人东皋上，时稼绕茅屋。虫思机杼悲，雀喧禾黍熟。明当渡京水，昨夜犹金谷。此去欲何言，穷边徇微禄。”

郑州这日下雨了。雨势不大，却足以阻绝他回望的视线，但即使如此，诗中易见，王维仍冒着被打湿坐病的风险在舷窗中探头探脑。他在看田草中的老农人、雨道上的小牧童，也看村蔬环绕的小茅屋，想象着主人是否也是归隐的朝士。他听到夜间促织鸣叫，觉着村妇要开始纺织了，又听到晨间麻雀喧闹，猜测今年庄稼长势该还不错。但当然，最后他的思绪还是回到了现实的处境——此间每个人都有安定的盼头，可自己却没办法停在任何看似可以安居的地方，只能如永刑一步步东去。从昨夜洛阳的金谷，走过明日郑州的京水，前路何处？又复何言？他这样穷边孤往，只为就那一点微薄的俸禄么？

他当然知道这问题没有回答。匆匆又行数日，到汴城时已是中秋了。

忽忽秋凉，月圆人远，难不惆怅。在汴城北的千塔停了一晚，走时王维留给了主人一首短诗。

“逆旅逢佳节，征帆未可前。

窗临汴河水，门渡楚人船。

鸡犬散墟落，桑榆荫远田。

所居人不见，枕席生云烟。”

千塔处水陆要冲，是兵家必争之所。然王维登塔所见，除了汴河与运河一横一纵的地貌外，却仍是田畴鸡犬，流水泊船这样的日常景色。

他在诗中避开了中秋应有的仰望——看似王维从来不像李白那样热爱月亮，也几乎不曾写下任何有所寄愿的望月诗。他太懂得打散定焦，从不愿将视线和情感系上一个永恒的锚点。

痴是诗人的酒引，是才子催化癫狂创作状态的火星，可王维显然并不想要这点虚无的通灵：早早成长于名利之中的他是厌惧失控的，也日渐在有意避开少年时“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式的一气孤往，练着将精力与才情都平摊开来——稀薄则淡漠，淡漠令人清醒。而即使已在时刻保持清醒，他依然落到今天的田地。

回望里的长安与在长安时望中的济州一样弥散在云烟里，枕席上的梦境彻底吞噬了他的当下——李白“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嗟叹失去的是梦境中的仙山，而王维留恋的只不过是旧居的日常。当然，两个斯时最聪明的人终然都在同样醒转后的云烟里发现了眷恋的不可久。于是几日后他行经滑州，隔水向黎阳惦起旧交丁三时也只是怅怅一望而止，将此前甩尾惯作的幽怨咽了下去。“故人不可见，河水复悠然。赖有政声远，时闻行路传”。

不见故人，能在路人口中听到些消息便也是好的。聚本不是常态，散落天涯各自安身才是。珍重自己周遭，让远去的远去，这是聪明自持的王维痛定思痛后为自己规范出的阅世哲学。

收获季的一路行舟，让他对农亩与土地多少有了几分踏实的向往。到济州任上后，王维没有如后世白居易、李商隐般对俗吏之任显露任何不忿的情绪，相反，他立刻投入了工作。司仓参军掌租调、公廨、仓库等仓谷事物，为了调查军备用粮需求、河道运粮能力和沿河的粮食产量，他禀明长官，准备乘舟延河东行去清河县。

过东阿县时，王维顺路去鱼山拜谒曹植墓，途中经过神女智琼祠时，恰好赶上了一场乡野间的巫祠表演。以水准论，巫觋的寻常歌舞当然远比不上他此前看过的任何一场，但他这一路苦行，仿佛一定该遭遇这一场表演，方才说得上完满。

神女智琼祠原有一段悱恻故事，昔王勃过济州，曾作《杂曲》“智琼神女，来访文君。蛾眉始约，罗袖初薰。歌齐曲韵，舞乱行纷。若向阳台荐枕，何啻得胜朝云”，写神女下降弦超一场韵事（“魏嘉平中。有神女成公智琼。降弦超。同室疑其有奸。智琼乃绝。后五年。超使将之洛西。至济北渔山下陌上。遥望曲道头。有车马似智琼。果是。至洛。克复旧好”）。但王维则显然于这样男女之情无多兴趣，巫祠更吸引他的，倒是乡野巫歌里，农人们诚挚而只关乎年丰人寿的祈愿。

这场巫祠始于黄昏的细雨中，终于一场云破天青——唐时行巫，多为祈求丰年、祛除邪祟，常由乡民于祠中设酒馔、焚香，巫觋以琵琶、箫鼓召请神灵，有谓“男抱琵琶女作舞，主人再拜听神语”“纷纷醉舞踏衣裳，把酒路旁劝行客”，乡人纵情歌舞，等待神的垂恩。

大部分诗人在困境中是无力抬头四顾的，而不同于后世李商隐在岭南游幕时对民间行巫的兴致缺缺（他只冷以一句“户尽悬秦网，家多事越巫”带过，底色里仍是对自己竟沦落斯地的怨艾），王维虽亦在失意时，却仍对异乡山野间的表演兴致盎然，毫无居高临下的冷淡与漠视。

这种诚挚让他被这场行巫打动了。细细感受邹鲁文化与楚人余习的碰撞后，王维依着歌舞节奏按女巫的唱词原意做了雅化改写，模仿《九歌》试写了《迎神》《送神》两首骚体祠歌：

“坎坎击鼓，鱼山之下。吹洞箫，望极浦。女巫进，纷屡舞。陈瑶席，湛清酤。风凄凄兮夜雨。不知神之来兮不来，使我心兮苦复苦。”

“纷进拜兮堂前，目眷眷兮琼筵。来不言兮意不传，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兮思繁弦，灵之驾兮俨欲旋。倏云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潺湲。”

王维之诗往往天然调和，不滞于言，很易在高频的传唱中令人忘记辞藻和体例，也几乎不曾露出半分要与不同诗体角力的欲望。在他的诗中，我们从来看不到老杜式的细审诗律，也觉不出李白般的击水鞭石，更不必说李贺的控象传感、李商隐的典象回互……王维的创作似乎从来显不出刻意练习而形成的阻力，这让我此前几乎没有意识到这松弛实则出于他在语言层面高度的天才。

和许多大诗人不同的是，王维并不多么信任语言，也从不对其依赖，更遑论虔诚，但他自有驾驭语言的小无相功——自小浸淫，能帮他在无数种无趣中出神的艺术。这也是广见博取的高门少年较旁人先天多具的灵窍。

这两首祠歌该是他第一次对楚辞体的尝试，却丝毫不见生涩，杂言变换往往出人不意而浑然天成。王维的祠歌并未亦步亦趋步楚辞成例，相反做了许多试探：如其一起手以诗经《宛丘》“坎其击鼓，宛丘之下”入篇，中腰继以乐府常见三言，此后方以楚辞体收尾，引出其二。然虽连换三种节拍，却切转从容，取语浑成，一气贯下毫无断绝之虞，更丝毫不损其本乎巫歌的血脉。尾三句楚辞体前起五言，继五二断之七言，又接六言，如一拍凝神、一拍起望，一拍沉恨，舞步缓起高旋复收之态俨然。

与王维同时的李白作杂言古体诗时亦多于楚辞有所承袭，模仿致意之作尤多，如楚辞体《代寄情》即是。然《代寄情》中“愿为连根同死之秋草，不作飞空之落花”与王维“风凄凄兮夜雨。不知神之来兮不来，使我心兮苦复苦”相比，则不独节奏错落感生硬许多，也因意象笔调中兼带的乐府气而远不及王作调合；而“浮云深兮不得语，却惆怅而怀忧”虽以言望不通之自哀承楚辞惯用视角，然与“来不言兮意不传，作暮雨兮愁空山”相较，则更是高下立见。

李白作楚辞体，短板本在乐感——太白亦能歌，但他的音乐多来自前期民间采风和后期教坊俗乐，不曾如王维般在雅乐上有过多年浸淫，对字音合衬的控制已如臂使指。李白的诗，语言节奏感更多脱于赋体，善铺陈而略乏顿挫，层层叠上容易，而要缓急相生，甚至留白、停步，容一霎失神，便往往茫然不易，是以学太白者如无其沛然长气，则往往叫嚣而至破音，狼狈难继。

这本是语言作为次生表达在高一阶的音乐面前的天然后手。也是王维作为诗人，于诗外高于侪辈之处。更即，所谓不可学处。

写这组祠歌时，王维当然想到了屈原：究竟屈原作《九歌》，也是非罪遭贬谪途中观巫祠表演而作（宇文所安先生说，这组诗因此而有了“无声的文学史背景”）。特在此时学作《九歌》，或正是王维要借这一重背景去坐实自己的委屈——但除此外，他又偏偏连片字的怨意都不曾在作品中表露。所有的不甘，在刚刚选好体裁的时候，便都妥善地被消解好，咽回了腹中。

祠歌中，他细细陈写了箫、鼓、歌舞、饮食、管弦，随即以一场来而复收的暮雨结束了这场降神：神来之前，是“吹洞箫，望极浦”“风凄凄兮夜雨”，心绪凄迷，眷眷而如有待；神来时，“来不言兮意不传”，犹信犹疑，惶惶而哀不及；而神去后，则是“倏云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潺湲”，则如长天一碧，在望无所望中得了大自在。

这过程说降神固是，而这样的一场表演，实则也可看作王维在人生第一个迷局中完整的一场自我开解：他在自伤的惯性里心存顾念地等待着疗愈，在沿途的体物中渐渐察觉小我与万物的分离和重构，随后在一场沉浸里突然看到了另一种开阔。

这一瞬间，降在王维身上的神，正是他赖以与万物交感的能力。它或复活于某个拈毫观物、设景著色的瞬间，或兴发于某节字声相倚、律吕调合的曲调——正因为他的一双手，一双眼从来不独属于某一种感受，方能在无穷的穿梭中拥有较旁人高阔百倍的空间。

而当他意识到这样的空间时，便再没有任何情愁能困得住他了。

观看过这场表演后，自鱼山北上渡河到清河县时，王维也终于能纵目于“山青青兮水潺湲”的轻快。

“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

天波忽开拆，郡邑千万家。

行复见城市，宛然有桑麻。

回瞻旧乡国，森漫连云霞。”

自坐罪东来，几个月间，他一直在舟中水上，摇摇缓缓而不能稍作停歇。他试图在每个瞬间里安放自己，于是自踏上旅途那一日起，从未有片顺停止对周遭的感知于观察，可无论平望还是凝视，王维的视线都始终困在舷窗里，带着一重随肩风景美而不可居的叹息——正是走过鱼山，来到清河后，他才终于站上船头，开始向前看。

于是他先看到的已不再是岸，而是自己落脚的这条大河。

佛教认为万事都是随机聚合的幻象，人本便是“无立足地”的。王维自幼随母亲修佛，虽后生南北宗渐顿之别，然踏地于不居，本是他自幼熟知，也无法拒绝的变化。这变化，就仿佛这样一条延伸到自己脚下的流水。“天波忽开拆，郡邑千万家。行复见城市，宛然有桑麻”，在这样的直视里，一个新世界就在这样的变化里砉然开启。神降而复归，而我已非我——这已宛然又是一次“倏云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潺湲”了。

到此，王维终于回了头。

“回瞻旧乡国，森漫连云霞”——与他出京时的“闾阎河润上，井邑海云深”、在汴城时给千塔主人的“所居人不见，枕席生云烟”同看，恰成了一组幻梦里的互文：出行时，济州在朦胧中，路途中，自己在朦胧中，而回望时，则终于是长安和故乡落入了这片迷雾。

远去的，就让它远去。

许多年后某一个无事的白日，隐居终南山中多年的王维一个欠伸，自辋川别墅信步出行。他过山履坳，行过无数小景，乘舟从南垞向北垞摇摇而去。后来，他将那日站在小船上随口吟出的小诗收入了《辋川集》，任它与自己曾一步步丈量，又一笔笔绘下的辋川图卷一起，绵长地流入了历史：

“轻舟南垞去，北垞淼难即。

隔浦望人家，遥遥不相识。”

站在南北垞之间的水面上，年老节辱、母妻俱丧的王维或许有一霎想起了他少年时那场漫长的贬谪。

昔日那个聪明的孩子曾带着无数的期望与责任，满怀小心地呵护着一个美丽的泡影，然后在破碎中茫然失措，不知所向。他彷徨、接受，等待、行走，在放逐中寻觅，在寻觅中觉察，又在觉察中坚实，终于有一天，他看到泡影里曾经映射过的世界，其实从未远去。它一直都仍在自己的身旁缓缓流动。

南垞有青林，北垞有朱阑，那都是很美的，但若终然无法走近，也不妨就任它们在美中解脱，远离自己而去。毕竟，在本体与倒影交错的这片水面上，人始终拥有自己的一叶轻舟，而只有在扰动中不居变换的波纹，才是属于自己的真实。

循清河县水上的踪迹追寻，读者当然便越来越难握住王维了。我们只能在诗中看世界曾如何因他的经过而轻微地簸动，却再难将他从簸动中完好地取出，遑论身代——可我想这本也是好事。

那个曾在繁华软红中拼尽小心与伶俐，只为换得槛头窗外一晌出神的少年，终于彻底溶解在了这样的簸动里，从此，再没人能找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