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来说，西魏的军事实力和底蕴，还是要弱于东魏，因而，河桥之战前，为了援助洛阳，魏文帝和宇文泰从关中地区，抽调走了大部分兵力。整个关中，包括长安城内，都非常空虚。河桥之战，西魏左右后三路大军相继惨败撤退，消息迅速传回关中，关中地区一片哗然，开始动荡不安。之前，沙苑之战，西魏俘虏了七万名东魏军士卒，宇文泰从中挑选部分精锐，补充进西魏军，其余大部分，分散安置在关中各地。现在，听到西魏军大败的消息，这些人相继组织起来，发动了兵变。此时，李虎等人已经带着残兵败将撤回长安，但是，面对混乱的局势，还是无计可施，甚至，连长安城都守不住，只得保护着留守长安城的太子元钦，逃出长安城，撤退到渭北地区暂时安身。好在西魏留守的一批将领，如大都督侯莫陈顺、扶风公王罴等人，及时组织兵马，多次与叛军激战，暂时遏制住叛军的发展势头。宇文泰得知关中叛乱的消息，率军迅速赶回。叛军虽然人多势众，但毕竟是乌合之众，而且，宇文泰在关中地区，威望非常高，深得军心、民心，因而，回军之后，很快平息了叛乱，关中地区恢复了安定。河桥之战开始的时候，东魏军主帅高欢正率军在赶赴洛阳的路上。等高欢到达黄河岸边的孟津时，西魏军早已撤军离开。高欢随后追赶，没有追上，回师洛阳。东魏自从迁都邺城之后，经营的重点已经转移到晋阳和邺城，洛阳已经逐步被放弃，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高欢也不可能有精力重新经营洛阳，因而，不知道是因为河桥之战损失惨重而泄愤，还是为了免除后患，高欢将金墉城中残存的西魏军赶走之后，放起一把大火，将包括金墉城在内的洛阳城里里外外，全部烧了个干净。千年古城，再次毁于战火。连续交战，双方损失都很大，至此，都有些打不动了。因而，接下来数年之间，东西魏之间虽然局部小规模战争仍然不断，但总体还算和平，双方都在努力发展，积蓄力量，等待着下一次的大战。在内政发展上，虽然高欢也是竭尽所能，但宇文泰在苏绰的全力辅助下，西魏的发展，明显好于东魏。为了更好地发展，宇文泰锐意进取，实行变革。对于宇文泰实行的变革，苏绰尽心竭力支持，一边从实际出发，裁撤冗官，实行屯田，发展国力，一边费尽心血，于541年秋九月，起草了“六条诏书”，从道德、教育、农业生产、官员选拔、法律、财税等六方面，提出提纲挈领性的建议。六条诏书从战略层面，给宇文泰施政，提供了一个纲领性的框架，给西魏及接下来北周的迅猛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这六条诏书，一是治心，二是敦教化，三是尽地利，四是擢贤良，五是恤狱讼，六是均赋役。所谓治心，主要在于清心和治身，要求所有官员以身作则，使自己“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将全部心思放在治理好国家和百姓上；要求君主以身作则，“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身体力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并持之以恒。如果君主、大臣自己都不想做、做不好，却要求百姓必须去做，是不可能有好效果的。所谓敦教化，就是通过倡导淳朴正直的道德风气，潜移默化，慢慢移风易俗，改变百姓身上的的不良习惯；再通过教导百姓孝悌，使百姓懂得仁爱，教导百姓仁顺，使百姓懂得和睦，教导百姓礼仪，使百姓懂得敬让。所谓尽地利，就是劝课农桑，要求全国上下所有人，充分利用土地，不违农时，尽全力发展农业生产。所谓擢贤良，就是选拔贤明善良的人才为官。苏绰提醒君主及朝廷高官，要想国家兴盛，必须选贤任能，不能只讲究门第，更应该看才能、看品行。而且，要善于发现人才，勇于起用人才，给人才以成长的时间和机会。同时，还应该精简机构，罢黜不作为的、不合格的官员。所谓恤狱讼，就是要求官员慎用刑罚，明断狱案。所有官员，必须以公平公正之心去断案，使判罚尽量公平公正，不苛不暴。在不能确认是否有罪的情况下，宁可赦免有罪之人，也不能滥杀无辜，宁可让奸邪之人逃避惩罚，也不能冤枉好人。“夫人者，天地之贵物，一死不可复生”，因而，判罚必须慎重。当然，对于那些证据确凿，悖乱人伦、不忠不孝等大奸大恶之人，应该杀一儆百，以严刑厉法惩罚之。所谓均赋役，就是要均平赋役，不分世家豪强、富商大贾还是平民百姓，平等对待。要求官员尽职尽责，不庇护豪门，不让奸商牟取暴利，公平征收赋税、派发徭役。对于苏绰的六条诏书，宇文泰非常重视，专门摆放在自己座位旁边，不时观看，并要求百官学习、背诵，规定各地有关负责官员，不通晓六条诏书的，不许当官，还专门开设学校，选拔中下级官吏，学习六条诏书。苏绰大才，眼光高远，六条诏书又是专门针对西魏现实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要求、采取措施，因而，施行以来，成效斐然，西魏国力、军力，稳步提高，并逐渐超越东魏。如果您觉得本篇文章尚有可观之处，作者简介：李永田，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普及、教育、创作及出版工作多年，出版多部中国传统文化类著作。主要作品有：《中国古文鉴赏》、《中国历代散文名篇鉴赏》、《国学经典》（诗、词、曲、赋四册）、《唐宋名家诗词赏读》（全十二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