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贺子珍负气诀别毛主席，远赴苏联莫斯科。1947年，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又在老战友王稼祥夫妇和罗荣桓夫妇的帮助下，贺子珍带毛岸青、李敏，回到阔别10年之久的中国大陆。近10年时间的苏联生活，并没给贺子珍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更多的是痛苦的现实。

坐在回国的火车上，贺子珍夜里听着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思绪繁杂，有些难以入眠，一下想着找到哥哥贺敏学，去他那工作、生活，好有个照应。一下又想找妹妹贺怡，姐妹俩一起生活、工作。然后她又想到，哥哥现在在哪？在干嘛？妹妹又在哪？又在干嘛？他们三兄妹，自瑞金离别，长征开始后，便没有再见过面。

还有件事让贺子珍很操心，那就是女儿娇娇（即李敏）的文化问题。李敏4岁出的国，在苏联整整待了6年时间，深受俄国文化的熏陶，出口便是俄语，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一个中国字看不懂，更不用说写汉字了。回国后她该怎么重新生活呢？这是贺子珍十分忧心的，所以在火车上，她请两位同行的同志，教娇娇学中文。

经过漫长的旅程，火车终于驶入了哈尔滨火车站。望着站台上前来迎接自己的同志，贺子珍不禁激动得眼眶都红了。李富春等干部早已在车站迎候。一见到贺子珍，李富春就握住她的手，亲切且热情地问：“辛苦了，身体还好吗？”贺子珍颤抖地说：“很好很好，谢谢。”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央苏区，贺子珍便结识了李富春。

李富春安排贺子珍母女去休息，贺子珍却急着要工作，觉得自己在苏联耽误太多时间了。李富春认为这事急不得，是件不小的大事，便避开这个问题，跟她说起生活事宜。贺子珍坚持要工作，重复道：“我对个人生活没有要求，只想早日工作。”

在安置贺子珍母女的行礼时，东北局组织部的同志，发现她们连基本的生活用品都缺少，除了身上穿的那套衣服，几乎没有换洗的衣服。娇娇脚上的鞋子，磨出个大洞，也没有换。大家隐约感觉到，贺子珍这几年在苏联的生活，根本算不上舒适，用艰苦来形容更恰当。

当工作人员给娇娇买来新皮鞋，娇娇高兴得很，心里美滋滋的，走起路来也敢重踏步了。清脆的声音，引起了贺子珍的不快，她皱着眉头用俄语，对娇娇语重心长地说道：“把新鞋脱下来，还给组织。我们初来乍到，什么工作没做，就给组织添麻烦了。把你那双旧鞋补补，还可以穿。”娇娇虽然很喜欢这双鞋，但还是乖乖听了妈妈的话。

在哈尔滨的这段时间，贺子珍联系到了哥哥贺敏学和妹妹贺怡。为了排解她内心的寂寞和苦楚，老战友们常常拉她去参加周末的舞会。彼时贺子珍的身体慢慢恢复，有一种成熟少妇特有的美感，邀请她跳舞的人很多，大家都夸她舞步轻盈。贺子珍喜欢跳舞，心情愉悦，但是没有入迷。

一次跳舞回家，家里只有贺子珍与李敏。贺子珍把李敏喊到身边，郑重其事地说：“娇娇，妈妈和你商量个事，我给你找个新爸爸好吗？”李敏一听这话，突然大哭起来，大声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新爸爸。”当时李敏虽然才11岁，但已经懂事了；虽说没见过那位“毛爸爸”，但心里早就认准了他。

贺子珍见女儿这番反应，大吃一惊。很多老战友都劝贺子珍，物色个新伴侣，让后半生有个依靠。贺子珍慢慢心动了，便征求起女儿的意见。见到女儿这样，贺子珍只好作罢，伏在桌子上失声痛哭起来。这件事过后，贺子珍再没提再婚的事；老战友还时不时劝她，但她都一一拒绝了。

李敏后来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都感到内疚和悔恨，责怪当时的自己为什么要反对妈妈改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