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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们讲到了孙权晚年的立储问题。

孙登作为第一任太子，他的处境并不妙，随着孙登在吕壹一案中坚定地支持士大夫，父子关系也越来越冷淡，而他在不久之后病逝，则在表面上维护了“父慈子孝”的形象，否则父子反目的可能性不小。

至于孙和，虽然一度受到孙权的喜爱，但他在被立为太子后却成了孙登第二，逐渐为孙权所疏远。

孙权挑起这场斗争二宫之争，虽说本质上是出于维护统治权，打击愈发强大的儒学士人的目的，但也和孙和本人也有很大关系，因为他走了孙登的老路，不仅和士大夫们走得太近，在文化和政治思想方面也与他们逐渐趋同，这令孙权对其愈发厌恶。

早年间孙权宠爱孙和时，一直把他带在身边，这或许就是不想让他走了孙登的老路，而孙权为孙和选的老师阚泽也很有讲究。

虽然阚泽是江东人，但他并非世家大族出身，他家境贫寒，世代务农，虽然也喜好读书，但并非只尊儒学，他涉猎非常广泛，甚至天文历法也非常精通。这种治学态度本身就是孙权所倡导的。

阚泽最推崇贾谊，而贾谊也不是纯粹的儒学信奉者，他的为政理念是儒法并行，这一点同样很对孙权的胃口。

可令孙权万万没想到的是，饶是千防万防还是没有防住，孙和最终走了兄长的老路，这一点从孙和命韦昭做《博弈论》一事就可以得到体现。

所谓博弈究竟具体是个什么东西，现在也不太好考证，大体是六博或者早期的围棋一类的游戏。

诸葛恪的弟弟诸葛融对此就非常喜爱，他在举办宴会时，会询问宾客擅长什么游戏，比如摴蒱、博弈、投壶等等，然后根据大家的特长和爱好分别组局进行游戏，可见博弈风气之盛。

而孙和的儒家正统观念很强，这就令他很是看不惯，为了制止这种风气，他精心安排了一个计划。

一次宴会中，孙和主动把话题转到博弈上，他认为博弈此道只能浪费光阴而毫无用处，白白消耗人的精力，而最终一无所获。

当然。他也承认人不可能没有欲望，都会喜爱娱乐，但应该进行一些高雅的娱乐，比如饮宴、读书、弹琴、骑射等等，而没必要只盯着博弈。随即命身旁的八人各自就博弈一事作论文以以矫正时弊。

这八篇论文中，其中有七篇都失传了，甚至作者的名字都不清楚，而唯独韦昭的《博弈论》留传了下来。

韦昭这篇博弈论，和孙和的理念基本一致，他认为人生在世，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就要立功名。而若要达到这一目标，则必须在加强学习儒家思想的同时注重个人道德修养，而博弈令人浪费时间，消耗精力，而毫无价值。

在对娱乐的看法上，韦昭和孙和一样，都持有儒家传统的高雅娱乐观念，比如儒家六艺其实也能算是一种娱乐，比博弈强得多。

总而言之，韦昭作《博弈论》，相当于是孙和的发声筒，替他宣扬提倡高雅娱乐，反对低俗娱乐的理念。

或许在某些人，甚至是孙和本人看来，这件事都算不了什么，无非就是理念不同，但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有这种想法就错了，尤其是在孙权看来，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孙和对博弈的批判只是一个表象，他反对的其实是儒家高雅娱乐以外的所有玩物丧志的东西。

我们看看孙权本人的喜好吧，他爱读书不假，但同时也有酗酒、游猎、滑稽嘲戏等诸多爱好，这在传统儒士看来是很不入流的。比如虞翻就因此曾在宴会上和孙权发生过冲突，险些被当场格杀。

而孙和的理念又不只代表他，而代表了一个群体的看法。

比如顾雍，他这个人很传统，拘于礼法，孙权就表示宴会有顾雍在就让人没法尽兴。

再比如陆逊，当初他在武昌时就对孙虑热衷斗鸭并专门修建斗鸭栏一事进行斥责，说这玩意没有一点益处，要求他多读儒家经典。

而潘濬曾对孙权喜爱射雉，射雉这种活动几乎已经偏离了田猎的范畴，完全变成了一种游戏，这才是潘濬反对的原因。

总之，孙和的理念和士大夫们是一脉相承的。

如果只有孙和在反对还好说，现在孙和和来自各地的儒学士人们都在反对低俗娱乐，这给孙权一个信号，那就是士大夫们已经成了太子的坚实后盾，这不得不让他心生忌惮。

所以说，如果孙和和士大夫们有意拉开距离，不走得太近，在思想上更趋同于孙权的话，或许孙权就不会挑起二宫之争了，因为那样则表示继承人没有士大夫们控制，而且对他威胁有限，但当时并非这种情况。

然而事情总是出乎意料，士大夫确实被压制下去了，但同时另一个新的势力在斗争中崛起了，甚至最后脱离了孙权的控制，这就是宗室。

在孙权临终之际乃至孙亮和孙休时期，宗室都是东吴政坛上最具话语权的力量之一，甚至说宗室力量操纵了整个东吴政权也不为过。

东吴的少主们沦为如狼似虎的权臣受伤的傀儡，孙权最担心的皇权旁落以他没想到的另一种形式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