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潜伏在**内部的红色特工中，军衔在少将以上的，并不在少数，但要说入职就是少将的，那却只有一人。

他虽然早在1930年，就当过军统头子的私人翻译，但此后一直是以“社会身份”游走于三教九流之间。

直到1947年，他才经人引见，入职**的国防部二厅。但一上任，他就被授予了少将军衔，比当时军统头子毛人凤的军衔还高。

他在国防部二厅的位置上，为我党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就在他翘首以盼全国解放之时，却在解放前夕，因叛徒出卖而不幸被捕入狱。

但他并没有坐以待毙，最后竟只用一块木板成功逃出了**的看守所，堪称中国谍战史上的一大奇迹。

这个人就是范纪曼。那么他在我党隐蔽战线上有何战绩？他是如何潜入到**高层的？又是如何用一块木板逃出看守所的？

转战东西磨砺多，北上找党成特工

范纪曼原名为范贤才，1906生于四川梁山县马家场一个名门望族。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

19岁那年，范纪曼就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昌分校，和开国大将罗瑞卿等人成为了同学。

在黄埔学校期间，范纪曼首次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就笃定它是救国真理，所以就毅然加入了当时还很弱小的中国**。

由于表现优异，范纪曼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了叶挺独立团担任排长，不久后，又跟随叶挺参加了北伐。

罗瑞卿

在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范纪曼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配合主力部队一举夺取了这一交通要地。

但范纪曼自己却身受重伤，只能暂时脱离队伍，到武汉进行救治。

范纪曼伤愈之后，党组织考虑到他比较熟悉四川的情况，就把他调回了家乡，负责基层党组织的创建工作。

范纪曼不负重托，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在**的眼皮底下，创建了万县、梁山县、合川县三个县级党支部。

党组织发现，范纪曼确实有地下工作的天赋，所以就把他派到了上海，从事情报工作。

所以范纪曼刚到上海，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就因叛徒出卖，他因此被捕入狱。

但由于他初来乍到，叛徒对他并不熟悉，所以最终没有暴露身份，后经亲友营救，关了不到三个月，敌人就放他出狱了。

但范纪曼也因此而与上海的党组织断了联系。为了与党组织恢复联系，范纪曼毅然决定，离沪找党。他沿着京沪线一路北上，最终在北平找到了党组织。

但北平的党组织也无法联系到上海方面，核实他的组织信息，所以最终没能为范纪曼恢复组织关系。

但却破例允许其参加党组织的活动，于是范纪曼就成了**的“编外人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为了更好地开展学生运动，范纪曼一举考入了北京大学。

后来他又在党组织的运作下，成功当选为北平大中学校抗日学联主席。为了逼蒋介石抗日，范纪曼联合其他学联领袖，共同组织了南下示威请愿团纠察队。

他自任总指挥，带领 5000 多名学生，南下南京，要求蒋介石抗日，后经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报道，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在领导学生运动之余，范纪曼也加入了“左联”，不仅翻译了大量苏联进步文学，还创作了许多宣扬进步思想的戏剧和诗歌，成为北平文艺界小有名气的人物。

就在这时，范纪曼的同乡好友，时任天津市委书记曹策突然被捕。范纪曼得知消息之后，心急如焚，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了他在黄埔五期时的同学陈恭澎。

陈恭澎当时是军统北平站的负责人，释放曹策就是一句话的事，但刚开始的时候，陈恭澎并不愿去帮范纪曼。

后来范纪曼去找他的时候，发现他正拿着一本字典，在吃力地翻译一篇英文文章。范纪曼看着费劲，就毛遂自荐，替陈恭澎把文章给翻译了出来。

陈恭澎看他翻译得又快又好，就请求他担任自己的兼职翻译，范纪曼欣然领命。作为回报，陈恭澎也很快就把曹策保释了出来。

陈恭澎

在给陈恭澎翻译文件过程中，范纪曼发现了这些文件大都来自美国使馆，其中有很多都是**与美国政府的军事外交情报。

所以，他将这些文件翻译好之后，就誊抄了一份，秘密送给了当时的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冀丕扬。

但没想到的是，半年以后，冀丕扬竟被捕叛变，向陈恭澎交代了范纪曼向他提供文件的事情。陈恭澎勃然大怒，随即就把范纪曼给抓了起来。

党组织得知情况后，立即就开展了积极的营救活动，找来了很多黄埔同学给陈恭澎施压。

陈恭澎担心上级知道情况后，会追究他擅自将材料外泄的责任，所以就网开一面，把范纪曼放了出来。

同时也没有将范纪曼是**的消息报告给上级，也这为范纪曼以后开展潜伏工作创造了条件。

范纪曼出狱后，通过四川老乡的关系，结识了刘逸樵。

刘逸樵表面身份是上海《大晚报》驻北平特派记者，真实身份却是共产国际代表、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情报人员。

他得知范纪曼是**员，又精通日语之后，就拿来很多日文的资料让范纪曼帮忙翻译。

1935年6月下旬，范纪曼从一份日文报纸上，读到一则“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会见**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消息。

凭着敏锐的直觉，范纪曼认定此事非同寻常，就和刘逸樵一起，对梅津美治郎的行踪进行了调查。

结果成功发现了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达成秘密协议，把中国河北和察哈尔两省主权出卖给日本的事情。

范纪曼赶紧把此事通知给了党组织，中共中央在第一时间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向全国人民揭露了**的卖国行径，争取了全民族抗战的主动权。

何应钦

只身入沪搜情报，不计身份屡立功

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后，刘逸樵与又范纪曼商量，问他是否愿到上海去开展情报工作。

当时的范纪曼并没有恢复组织关系，刘逸樵也不是他的直属领导，他完全可以拒绝刘逸椎的指派，但出于高度的责任感，他还是欣然领命。

回到上海之后，范纪曼凭借在“左联”的关系和自己的才艺，先是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找到了一份教职。

随后又以此为平台，广结社会名流，很快就在在上海上层社会站稳了脚跟，为他刺探情报提供便利。

1938年8月，范纪曼通过多方打探，获知日军将在吉林延边张鼓峰一带突袭苏军。

他立即将这一情报通过刘逸樵告知了苏联。苏联红军得以提前准备，成功挫败了日军的进攻。

1939年5月，范纪曼又获知日军准备以5个师团在外蒙古诺门罕附近发起武装挑衅，他还通过原有渠道将情报及时传递了苏联，使日军的偷袭计划没有得逞。

共产国际的代表评价范纪曼说：

“人很灵活，工作负责，能严格遵守纪律，生活朴素。”“从来没有暴露过社会关系和组织关系。对**的政策的认识和了解，超过了一般的**员。”

太平洋战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局势空前紧张，我党设在法租界白尔培路五金店的秘密电台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

危急关头，刘逸樵找到范纪曼，让他务必想办法把电台转移到安全地点。

范纪曼接到指示之后，先是把自己打扮成富商，然后就开着租来的豪车，大摇大摆地来到了白尔培路五金店。

又以买电器为名，在日本巡捕的眼皮底下，公开“买”走了事先包装好的电台，胜利完成了抢险任务。

电台抢救出来之后无处安放，范纪曼就把它带到了自己家的阁楼上，同时也把地下党的联络员接来居住。

上海法租界

联络员向延安发报的时候，他就让妻子带着孩子在弄堂口作掩护和放哨。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是极其危险的，没有过人的胆魄，没有对党的无限忠诚，是难以办到的。

1943年底，为了更方便地开展情报工作，范纪曼在上海静安寺大华商场附近开了一家书店，并效仿效鲁迅先生的“三闲书屋”，将其取名为“木简书屋”。

木简书屋不仅中外藏书众多，而且还出版进步杂志，很快就成为上海文化名流聚会的场所，范纪曼也因此而结识了张子羽。

张子羽的表面身份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秘书，但实际上也是中共地下党，而他的直接上线就是时任上海**负责人的潘汉年。

通过张子羽的介绍，范纪曼很快就与潘汉年取得了联系。

潘汉年向张子羽保证：“此人是清楚地。”但在当前环境下，他无法对范纪曼进行进一步的审查，以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只能勉励他努力工作，为党多作贡献。

就这样，范纪曼仍以**“编外人员”的身份坚持斗争到了抗战胜利。

潘汉年

成功打入敌高层，解放战争做贡献

抗战胜利后，范纪曼本想尽快回归组织，恢复身份。但刘逸樵又找到了他。对他先是充满诗意地说：

“世道并不太平。我们这个尘世，仍是个污浊的世界。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把它改造过来，愿你知难而进。”

随后又给他安排任务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利用黄埔军校同学军人的关系，打入蒋帮的军事机关中去，获取蒋匪军事情报。”

“你打进去后，先把人事关系搞好，以便为获取重要情报打好基础。”

陈诚

范纪曼接到指示后，就毅然放弃了原先的打算，开始想方设法打入**高层。但**高层并不好进，范纪曼找了很多关系，都无济于事。

最后还是张子羽帮了他。张子羽先是在顾祝同面前推荐了范纪曼，随后又利用顾祝同的关系，找到了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

当时**国防部正缺搞国际情报的人员，当陈诚听说范纪曼精通多国语言之后，就破格提拔他做了国防部二厅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

在当时的**情报界，少将是个很高的头衔。特务头子戴笠生前也只不过是少将而已。

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后，接替他出任军统局局长的毛人凤当时还没有被正式授衔，虽然他到台湾后，被授予了二级上将军衔，但那是后话了。

所以单从军衔上来说，初入**的范纪曼竟比毛人凤职级还要高。而范纪曼入职国防部后，执行的第一次“任务”竟是送张子羽离沪。

原来，在抗战胜利之后，张子羽利用顾祝同代表的身份，接收了日寇大量军用物资，并秘密运出了上海，送给了在江浙一带活动的新四军。

但不想事情败漏，**发生通缉令，要捉拿张子羽归案。

紧急情况下，范纪曼以他**少将的身份为掩护，亲自开车将张子羽送到了上海郊外的复兴岛，随后又用重金雇了条渔船，安全把张子羽送出了上海。

从1948年秋开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我军相继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而范纪曼则利用在国防部二厅的便利，为我军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

比如在辽沈战役前，范纪曼就成功搞到了蒋介石要“调廖耀湘兵团开往辽西”的情报。

平津战役时，他又及时搞到了蒋介石准备炸毁海河大堤的计划；在淮海战役中，还提供了蒋介石要调邱清泉部进行增援的部署。

范纪曼的这些情报，使我军提前得知了蒋介石的作战计划，从而提前做了有针对性的部署，极大地加速了战争的胜利。

到了1949年，蒋介石见败局已定，就动了逃往台湾的打算。为了掩护**大军顺利渡海，蒋介石就在福建厦门附近布下了重兵。

为了弄清蒋介石在厦门的布防情况，范纪曼打着搜集情报的旗号，亲自飞往厦门。

他将蒋介石厦门行辕的驻地、兵力部署等等情况，绘制了一张十分详尽的“军事地图”，及时传给了党组织，为解放军解放厦门做出了突出贡献。

但就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范纪曼却因叛徒出卖而再次被捕。

不幸被捕巧越狱，组织关系终明确

但就在范纪曼奋战厦门期间，上海的一名地下党被捕后叛变，供出了范纪曼。所以，他一到上海，就遭到了逮捕，被关进了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临时看守所。

由于范纪曼当时是少将，**特务也没找到什么更有力的证据，所以他们对范纪曼还算客气，好吃好喝地照顾地还不错。

范纪曼本人也觉得再熬几天，上海解放了，自己也就自由了。

但直到有一天，他偶然发现看守所的花名册上，自己名字上竟然被画了圈，他这才意识到，**是想在撤退之前秘密处死他。

他不想坐以待毙，就有了越狱的打算。

由于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只是临时的关押点，所以并没有建什么高墙铁网，只是简单地用竹子设了一道半人多高的篱笆墙，这就为范纪曼逃跑创造了条件。

但这种这竹篱笆墙用不上力，稍微一动就会发出响声，势必就会惊动巡逻的卫兵。不过范纪曼却早已想到了办法。

4月19日凌晨，范纪曼突然称肚子痛，让看守帮他弄点热水来吃药。

等看守一出门，范纪曼就跑到了厕所旁，把抽出了犯人放脸盆的长木板子，搭在了竹篱笆墙上，迅速地越墙逃跑了。

等**看守发现后，范纪曼早就不知去向了。

新中国成立后，范纪曼终于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调到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工作。到联络局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组织申请恢复党籍。

但能证明他组织关系的人当时大都已经不在，组织考虑到他在情报工作中所做的贡献，就特许他可以重新入党。

但范纪曼一旦重新入党，就意味着他之前只是以群众的身份在为党工作。

范纪曼不想在对党忠诚问题上打折扣，所以即使在各项待遇都受到影响的情况下，范纪曼也没有接受重新入党的这个方案。

直到1984年，中央才正式下文：“恢复范纪曼同志党籍，其党龄从1926年转党时算起，参加工作时间从1925年入团时算起。”

历经坎坷的范纪曼，终于在有生之年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为了报答党的恩情，范纪曼毅然将他收藏的四千多册珍贵书刊和一千多张原版唱片，全部捐赠给了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

他想“让这些书刊和唱片，在培育祖国新一代艺术人才中，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刘逸樵就给范纪曼写过一首诗。诗中说：

“闪电的光虽然很亮，但它稍纵即逝，星星的光虽弱，但却整夜长明。我们，不需要惊天动地，只愿做不为人所看重的小星星。”

这首诗即是范纪曼一生的写照，也是所有在中国隐蔽战线上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