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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成语

清末“刺马案”:表面上是兄弟情仇,背后是清廷高层间的激烈斗争

清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江宁府校场鼓声阵阵,喝采声此起彼伏。两江总督马新贻亲临阅兵,正站在督府右箭道检阅射箭。

这是江宁的惯例,原本是每月二十五日,因为昨日突然下大雨,积水甚多,根本无法检阅,才不得不推迟一天。

阅毕,马新贻在随从的陪同下,开始从侧门步行回府。此时,道路两边有不少老百姓前来围观。

突然,有人从人群里冲出,拦住去路,只见他手里拿一张状纸,随后跪地高呼:“草民冤枉,请大帅申冤……”

马新贻不疑有诈,停步看着来人,提步向前,正欲上前询问究竟。

却不料,来人未等他靠近,忽然眼露凶光,右手迅速从小腿处抽出一把利刃,身体一跃而起,扑向马新贻。

马新贻大惊失色,早已来不及躲闪,只感到右肋一阵剧痛,连忙低头去看,发觉自己早被来人狠狠刺中!

整个行刺过程发生太快,兵丁们眼见大人被刺,瞬间反应过来,随即一拥而上,死死将刺客摁倒在地,一举将其擒获。

众部下慌乱之下,七手八脚把马新贻抬入督府,叫了大夫医治。次日,马新贻因被刺中要害,伤重不治而亡。

按常理来说,堂堂朝廷一品大员被杀,刺客也被擒获,人证物证俱在,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并非难事,却不料案情扑朔迷离,竟然迟迟无法结案。

几天后,朝廷命令江宁将军魁玉、藩台梅启照等人速速审讯,尽法严办。不久后,清廷再派漕运总督张之万为钦差大臣,前往江宁参与审讯,督办此案。

不料,三个月下来,尽管朝廷一再催促,魁玉、张之万等人却仍未结案,一直推说是“案情重大,较为复杂,须慎重考虑,当前难以定案。”

慈禧怒了,以为是他们相互推诿扯皮,随即连下了三道谕旨催促,这才总算有了江宁方面的结案报告。

“本案系刺客张汶祥个人私恨,趁机报复,并无其他同伙参与……”

马新贻为官刚正无私,与人并无仇怨,刺客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对其下如此狠手?!

慈禧对如此说法当然不信,认为结案陈词过于牵强,根本不符合常理,刺客敢舍下身家性命行刺,背后肯定有人主使……

鉴于案情不明,慈禧决定派出刑部尚书郑敦谨,亲赴江宁继续审理这一起“刺马案”,势必要将案子主谋揪出来。

……

郑敦仪作为钦差大臣,即刻奉命启程前往,秉着铁面无私的态度,到达江宁第二天,就立即火速召集案件各路官员开会商议。

与郑敦谨一起主审案情的还有一位大人物,那就是马新贻被刺杀后,接替两江总督之位的曾国藩。

清廷派下来的第一任钦差大臣张之万,此时责无旁贷,首先站出来陈述案情。

案犯张汶祥,河南河阳人氏,对于刺杀之事供认不讳。经反复审讯,犯人供出行刺动机有如下三点。

一、张汶祥在宁波之时,有歹徒霸占他的妻子和财产。他落得人财两空,于是起诉到时任浙江巡抚马新贻那里,请他断个公正。却不知何故,马新贻拒不受理案子。张汶祥气愤之下,最后逼妻子吞烟自尽,歹徒却逍遥法外。从此张汶祥迁怒于马新贻,一直想要报复。

二、张汶祥曾经结交几个要好的海盗朋友,被马新贻逮捕入狱。对此,张汶祥怀恨在心,早就想为朋友报仇。

三、张汶祥以前靠经营典当行为生,马新贻明令禁止不得私自经营,让张汶祥从此断了谋生之路。因而,张汶祥心里一直怨恨马新贻,故而舍掉性命也要刺杀。

郑敦谨听完,不由眉头紧锁,因为以多年的断案经验,立马就察觉出几处破绽来。

张汶祥与海盗结交,他自然也有当海盗的嫌疑,这样的身份怎么敢上街拦路告状?甚至刺杀朝廷命官,就不怕被人识破身份吗?

还有就是张汶祥的妻子被人霸占,钱财被人抢夺,直接去找夺妻仇人报仇就行了,为何要费尽心思杀不理案子的马新贻呢?

让郑敦谨疑惑的还是最后的结案陈词里的那几句话,作为法律文书,却用模棱两可的“个人行为,尚属可信”的字眼,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

郑敦谨就追问张之万为何要这样写?张之万却说,案犯一直言辞闪烁,语言颠倒,总是反复摇变,因而审讯难以得到结果。

同为主审官的曾国藩,一直没有说话,似乎有些刻意回避。

郑敦谨颇为不解,忙问他对此案有何看法?谁料,曾国藩避重就轻,对案情只字不提,只提及审讯张汶祥期间的大致过程。

郑敦谨不愿就此放过,顺着他的话连续追问。曾国藩最后不得已坦言,案犯异常狡猾,一味回避,无法知道他行刺的真实动机。

面对满堂官员相互推脱之词,江苏候补道孙衣言终于按捺不住了,愤然起身说道:“背后主谋倘若能逍遥法外,天下将无畏惧之心,有何事而不为?!”

此言一出,顿时捅穿了最后一层窗户纸,原本还在窃窃私语,小声议论的大小官员都不敢出声了,现场一片寂静。

孙衣言候补多年均未得官缺,十分落魄。马新贻知道他的才干,点名保奏让他到督府任职,成为马新贻的左右手,当然对此事气愤填膺。

郑敦谨立刻感觉到了现场微妙的气氛,明白此案复杂,肯定大有蹊跷,若要查出真相,必须亲自审讯犯人才行。

散会后,郑敦谨亲自去牢房开始提审凶手。张汶祥的表现却出乎他的意料,并没有“言辞闪烁,语言颠倒”,反而是非常的冷静。

郑敦谨几次问到关键处,张汶祥只提及**系个人所为,与他人无关,倘若再追问,张汶祥就闭口不言,事情颇为诡异。

见此,孙衣言提议对犯人用刑,郑敦谨却拒绝了,如果此案有背后主谋,趁此机会动些手脚,让凶手死于狱中,这个责任就要他来背。毕竟惊动慈禧太后的案子,如果没有得出一个让其信服的结果,他肯定难辞其咎。

审讯就此僵持不下,目前毫无进展,郑敦谨决定明天亲自去刺杀现场看看。

隔天,郑敦谨前往现场查看,陪同他的是马新贻的贴身卫士方秉仁。

郑敦谨心里很奇怪,马新贻是朝廷命官,凡是出行回府都自有一套礼仪,为何前往校场阅兵既不骑马也不坐轿,偏偏要步行呢?

方秉仁连忙解释说,江宁府后院有一条小道直通箭道,距离也不远,马大人觉得清静方便,所以历来都是徒步前往。

郑敦谨对此也不好说什么,就继续问,马大人当天回去有几名护卫?

方秉仁回答说,除了他之外,前后都有两名贴身护卫,跟在后面还有七、八名随从一起送马大人回府。

郑敦谨听了有些吃惊,继续问:如此严密的保护之下,凶手是如何刺杀成功的?

方秉仁把当天行刺过程大致说了一遍,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马新贻被刺中以后,大喊了一句:“找着了!”自己现在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凶犯张汶祥的表现也很奇怪,一击刺中马新贻的要害,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要逃走,任由护卫将他抓获,口里还连声大喊:“**者就是我张汶祥,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俨然一副侠士之举,绝非简单的复仇。

郑敦谨听了,沉默不语,心想,这案子越来越复杂了……

一个月很快过去,刺马案依旧毫无头绪。南京城内却开始流言纷纷,民间茶楼、酒肆里到处都在传唱戏文,唱段,或是各种传闻。

其中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民间版本,就是马新贻“渔色负友”的故事。亦是电影《投名状》的原型版本。

咸丰年间,张汶祥与朋友曹二虎、石锦彪加入了捻军,与清军对抗。此时,马新贻率部讨伐,因寡不敌众,不幸战败。随后被张汶祥他们抓上山去。

张汶祥他们原本就想投靠清军。于是,曹二虎、张汶祥主动与马新贻结为异性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后来,三兄弟齐心协力,到处作战,连战连捷。马新贻凭战功获得晋升,一路扶摇直上,逐渐成为了朝廷高官。

曹二虎的老婆很漂亮,马新贻起了色心,连番勾引终于得手。不料,两人有一次偷情的时候,恰好被张汶祥撞见。于是,张汶祥就把这事告诉了曹二虎。

马新贻见事情败露,索性先下手为强,率兵先把曹二虎杀了,混战之中,张汶祥奋力抵抗,侥幸突出重围,最终逃过一劫。

因而,张汶祥这次行刺蓄谋已久,其实是为了替兄弟曹二虎报仇,誓要杀了马新贻这个“渔色负友”的败类!

传闻越传越玄乎,有人还说,马新贻的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妾,最近在马家后院里上吊自杀了,其实就是曹二虎的老婆。

这一天夜里,马新贻的儿子马毓桢突然上门,前来求见郑敦谨,说是有要事相商。

郑敦谨连忙令下人带了进屋。两人见面,一番客套话之后,马毓桢表明来意,说是对于传言必须向大人澄清。

马毓桢说,当年父亲马新贻根本就不在安徽,早已调任浙江巡抚,民间那个“渔色负友”的谣言漏洞百出,根本不足为信。

况且父亲只有两房妻妾,都已年过四十,根本就没有传言说的年轻貌美的小妾。不知道为何会有这样的传言。

郑敦谨想起马新贻临死前的那句:“找着了”,于是就问马毓桢对这有何说法。

马毓桢解释说,父亲是山东人,自然有山东口音,当时应该说的是:“扎着了!”,没有想到也会引来误会。

郑敦谨顿时恍然大悟,连忙问马毓桢是否还知道他父亲哪些方面的事情。

马毓桢有些犹豫,思考片刻,还是说了马新贻临终时的嘱咐:千万不可上京告状,如此方能自保性命。

这不免让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自己被人刺中要害,应该对凶手恨之入骨才对!为何却吩咐家人不要去申冤!难道……

送走马毓桢以后,郑敦谨一个人在房间里思绪如潮,全然没有睡意,究竟是什么让马新贻会如此惧怕?即使心里无比委屈,也不让家人去侦查凶手?怪不得那么多官员查办此案,却久久无法查出真相。

突然,郑敦谨心里涌现一丝不详的预感,唯一的可能,凶手背后的主谋是一个连马新贻都不能打倒的对手。

这一日,郑敦谨突然接到了京城亲信传来的密函,告知江苏巡抚丁日昌曾在马新贻遇害的当天抵达天津,与曾国藩密谈一天,所谈事宜外人无从知晓。

郑敦谨每日阅读案宗,对于此事却已知道,丁日昌虽然与马新贻素有矛盾,然而此行是奉旨前行,前去协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

半年前,法国传教士诱拐几十名儿童到国外,东窗事发后,天津民众气愤填膺,手持砍刀攻入法国教堂,最终造成数十名洋人被杀,震惊海内外。

为此,法、英、美、俄等国军舰直抵塘沽口,要求清廷给一个说法。双方剑拔弩张,眼看一场大战即将打响。

直隶总督曾国藩此时肝病甚重,右眼失明,对于洋人挑衅的行为,除了调重兵布防,因事务繁忙,有心无力,于是请求朝廷派人前去协助。

最后此案虽然和谈成功,曾国藩的做法却引来国内民众一片唾骂之声,说他“贪生怕死”、“崇洋媚外”……这让他病情加重,一度嘱咐后事,让家人备好了棺材。

不过,即使丁日昌和曾国藩不是“刺马案”背后的主谋,郑敦谨也认为与他们脱不了干系,至少存在潜在的联系。

曾国藩的湘军异军突起,剿灭了天平天国之后,如此强悍的一股地方势力,自然也成为了朝廷的心腹大患,这让慈禧颇为忌惮。

于是,为了削弱湘军势力,慈禧将曾国藩调任为直隶总督,然后调任马新贻为两江总督,并开始实行裁勇改兵制度,大量湘军士兵重新沦为平民百姓,其中不乏战功赫赫的湘军将领,这自然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情绪。

于是,许多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钱财,一些散兵游勇甚至与当地匪帮同流合污,祸害乡民,成为社会一颗毒瘤。

新官上任三把火,马新贻惩治时特别严厉,抓到这些危害百姓的人,不是即刻投入牢狱严刑毒打,就是就地正法,丝毫不留情面。

因而,这一帮人对马新贻可谓恨之入骨,并曾给他寄去一封信,纸上只画了一匹马,被刺中后倒在血泊中……以此警告马新贻命不久矣。

果然,马新贻仅上任两年,就惨死刺客张汶祥手中。对此,清廷也是坐卧难安,担心此案成为导火索,引发湘军势力集体与朝廷对抗,赶紧重新调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让事情不再继续激化下去。

郑敦谨就此断定,张文祥刺杀马新贻,可以在前后护卫贴身严密的保护之下,依然能够一击命中要害。不久后,就有坊间传闻来欲盖弥彰,这一切事件的精心设计,其实就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谋杀事件。

听说马毓桢即将举家回乡,郑敦谨叫了马夫,连忙赶去马家送行,得知了一件更让他想不到的事情。

马毓桢对他说,两年前,他陪同父亲一起到京城去觐见慈禧,等到父亲马新贻出来时,却见他神情落魄,大汗淋漓,连朝服都沾湿了,以为是遇到了慈禧的责难。

他连忙上前搀扶父亲,追问发生了什么事情?马新贻面露惊恐之色,见四下无人,说是朝廷要委任他为两江总督,并即刻赴任。

他迷惑不解,这升迁之事,应该高兴才对,父亲为什么如此惊慌?还吓得六神无主的模样?于是继续追问下去。

马新贻开始不肯说,支支吾吾了半天,说是慈禧还给另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秘密调查“天国圣库”失踪的真相。

天平天国纵横南方十余年,一路攻陷城池,烧杀抢掠,积累了大量金银珠宝,据说他们在天京有一个仓库专门用来堆放,共计有1800万两白银之多,称之为“天国圣库”。

湘军攻破天京之后,抢掠一空,令国人侧目。清廷督促湘军统帅曾国藩查报。不久后,曾国藩却上奏说:破天京之时,一场大火烧得城内片瓦无存,只有一方印,根本没有所谓的天国圣库。

清廷当然不信,心存疑虑想查清,却又不敢得罪湘军势力,因而一直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地之中,却拿不出好办法来处理。

如今,清廷却要马新贻来办理此事。这无异于把他推到了生死未卜的危险境地。

或许是知道此行凶多吉少,马新贻随后匆匆离开京城,并未按照旧例去拜见京城各路高官,马上回到山东老家探亲。

回家后,马新贻把两位大哥叫到房间,叮嘱道:“万一我有什么不测,你们万万不可轻举妄动,忍气吞声方可自保。”

家人惊恐之余,却又十分不解。马新贻也不多做解释,只说我不去就是违抗圣命,我去了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

郑敦谨回到家里,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也出了一身冷汗,猛然惊醒,越一步步接近真相就越危险,原来自己所谓的“聪明”,其实是一步步离死亡更近了,而其他办案的官员早就明白了这一点。

曾国藩久在江南,经营数十年,苏、皖、赣各省大小官员均为他的部下、门生、故旧等各种关系,湘军任何一支势力都有可能是背后主谋。

即使他郑敦谨查出真相又如何?朝廷会为此撕破脸,为此大动干戈,冒激动变地方势力的风险,从而派兵征讨吗?何况他可能还未查出来,就会像马新贻一样命丧黄泉。

他的死可能也不会有任何价值,因为与大清江山相比来,根本就微不足道。他不过是清廷高层间的激烈斗争的一个棋子,看似风光无限,却是任人摆布的命……此案不能深究了。

隔日,郑敦谨与曾国藩商议如何结案。曾国藩想了想说道:“看来只好照张之万、魁玉原来的上奏,了结此案。”

孙衣言听说后,极为不满,跑去当面质问。郑敦谨淡淡回答:“万一审出某人是主使,连朝廷都没办法,此案该如何了局?”

不过,孙衣言依旧坚决不在结案奏章上“书诺”,即所有参审人员都要签字,表示自己愿意对此案负责。

清廷终于等到了“刺案””的奏折结案报告,依然是沿用张之万最初的结案陈词,即“此案系张汶祥个人报复行为,该犯供词,尚属可信。”

郑敦谨未等圣旨下来,就迅速离开了江宁,只打发两名部下回京复命,写了一封奏折给朝廷,言称年老体弱,不能任职,现回乡养病,请求开缺。

随后,曾国藩奉旨亲自监斩,张汶祥被凌迟处死。

慈禧不允许郑敦谨辞官,表示给他两个月时间养病。郑敦谨不理,自行弃官回乡隐居,从此不再理朝政。

他或许是觉得于心有愧,又或许是对朝廷感到失望,不过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能够生存下来才是最好的选择。

此后,由于清廷一直没有对全国各地的地方势力强行干预,当然也有朝政腐败,国力贫弱等各种因素,近现代军阀割据的时代由此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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