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李光地《榕树语录》言：韩愈被贬潮州，其文亦肃穆平宽，日后向用不穷；而柳宗元被贬永州，其文抒发不平，不久郁郁而终，可悟文章气象关乎作者之命运。兹事体大,不得不察。

这不得不谈到“文如其人”和“读文识人”两个理论。之所以讲“文如其人”和“读文识人”，是因为文是人写作的，人的品格（品质、才识）或多或少地流露到文中，即文带有人的一些品格。

既然“文如其人”和“读文识人”基于文具有人的某些品格而论，显然，这个“人”是个品格的集合概念，“文”也是同类属性的集合概念，即所谓的“文章气象”概念。

从属性集合概念出发，只有当文章气象为人的品格集合的子集时，方可谓“文如其人”和“读文识人”，此时文章气象皆为人所具有，用文来判断人不至于产生错假冤案；而当文章气象内有一个或多个属性不属于人的品格时，决不可谓“文如其人”和“读文识人”，否则，就可能发生张冠李戴现象。

历史上有两类文章，一是应付科举考试的场屋文，一是被命令所作的应制文，惟功德，惟雅兴，惟华丽，重形式营构、辞藻堆砌，追求虚华美奂，这些属性可能作者完全没有，说明人是可以写出自身所不具备的一些文章气象的，此时，不可谓“文如其人”，更不可谓“读文识人”，当引以为鉴。

因此，为保障“文如其人”和“读文识人”准确，有必要统一规定文章气象的外延，而这个外延应该是最易流露于文的人的品格，也是最易触动读者的文章气象。愚以为文章气象的外延框定在“情”“理”“意”“思”“词”五方面为宜，分别对应人的感情（情感、情绪和情怀的总称）、理性（心术、学识、德器和条理的总称）、心意（意念、意图、意境和意志的总称）、心思（灵感、文思和思路的总称）和藻彩（语言文字能力）。

至于“气”，历来为人看重，清张佰行认为：“大家之文，其气昌明俊伟，其意精深而条达，其法严谨而变化无方，其词简质而皆有原本”，宋王十鹏《梅溪王先生文集·蔡端明文集序》甚至认为：“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后人评价唐宋八大家之文有“韩海苏潮、柳泉欧澜”一说，亦就文气而言。

然文气实则是文意鼓捣文情和文理后，在作者和读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动态作用，或隐或现，或雄或和，或善或恶，是一种心理感受，而非文章气象。愚亦觉得文气存在在且重要，正因心中有“气”，才不得不发言而作文；也正因文中有“气”，才让人不得不随之而读文。文章传递文气，联结作者和读者，而产生共鸣，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传递一股坚定豪迈之气，如一轮朝日从主席心中喷薄欲出，让全国人民坚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

一篇好文章要做到情厚、理正、意切、思深、言简和气荡。所谓“情厚”，就是慷慨缠绵而不可遏；正是这个“情厚”之慷慨，直抒胸臆，意气激荡，导致文章气象关乎命运，鉴此，写作时不得不收敛感情，纵使豁达如苏轼，在乌台诗案后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当然，希望在“读文识人”时，形成一种规范，严格限定文章气象的外延，少揣摩文章之情，多推敲文章之理，终究文章之用在于理正：明天人和同之音，申格致诚正之说；如此，“读文识人”便不至于成为以貌取人，天下之人方敢放肆作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