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中央派遣两名年轻人秘密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位年轻人是25岁的陈昌浩，一位年轻人是34岁的张国焘。此行，他们的任务是受中央委派去监督、执行中央政策在鄂豫皖革命苏区的落实。

这两位年轻人一去鄂豫皖苏区后，地位随之扶摇直上。陈昌浩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少共特委)书记，而张国焘初来乍到就担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两人不仅头顶着共产国际这面大旗，又同为“留苏派”，因此，到了鄂豫皖苏区后，极力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而为了更稳固掌控局面，陈昌浩也协助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搞起了大肃反。

后来在这一连串的操作下，张国焘成为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的“领头羊”，陈昌浩作为红四方面政委，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形成了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局面，但总体仍旧是张国焘把控着整个局面。

在张、陈、徐等人的合力之下，鄂豫皖苏区势头发展强劲，一度打得蒋介石痛不欲生，但由于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张国焘听不进陈昌浩、徐向前等人建议，积极推行军事冒险主义路线，致使第四次反“围剿”失败。

尽管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损失也颇为严重，但他们在一路向秦岭、大巴山等地转移时，连克数座川东重镇，很快便在川陕站稳了脚跟，并在不断的胜利中又实现了满血复活，红军总人数一度高达10万之众。

这个时候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陈昌浩、张国焘的身份，也由原来中央委派而来监督执行的角色，迅速转变成为苏区势力的代言人。

要知道，那个时候全国红军只有三个方面军，即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彼时的红四方面军经过革命斗争的残酷洗礼，无论是从人数、部队、战斗力、苏区规模都丝毫不逊色于中央苏区，甚至在湘江之战后，红四方面军的总人数也远在红一方面军之上。

而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不俗的成就，离不开陈昌浩这位关键人物。陈昌浩留学苏联中山大学期间，主攻军政知识，回国之后学以致用。他不仅是干政工的一把好手，在打仗方面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过人的胆识。

红四方面军主要创始人之一倪志亮是一位脾气火爆、作风霸道的军事将领，军中人人畏之如虎，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虎将。

但就是这么样一号人，每次见到陈昌浩也是客客气气。一次，正在前线激战中的倪志亮接到陈昌浩的电话，由于声音极度嘈杂，倪志亮没听清是谁打来的电话，便骂骂咧咧起来。

陈昌浩二话不说便立马带人冲入倪志亮指挥所厉声大喝：

“倪志亮啊倪志亮，你好大的胆子，连老子你也敢骂！”倪志亮一看自己骂的是陈昌浩，当即被吓得不轻，赶紧把头缩起来认错：“政委同志，我错了我错了，我不知道刚才打电话的是你。”

陈昌浩不光治军御下有一套，打起仗来也丝毫不马虎。1931年，红四方面军久攻黄安城不下，陈昌浩乘坐缴获来的“列宁号”飞机，把炸弹和宣传单从高空往黄安城内抛投，炸得敌人魂飞胆丧，敌人心理防线当即崩溃，我军一举拿下黄安。

正是因为陈昌浩无论是在政工，还是在军事方面都有着极为出色的表现，因此，他在红四方面军中有着十分显赫的地位，兵威赫赫可谓一时无两。

陈昌浩人才难得，可惜在政治上与张国焘走得极为亲近。不同于徐向前始终向中央看齐，陈昌浩基本上以维护张的权威而存在。所以在“草地分家”之中，陈昌浩与徐向前本已率领右路军北上四川巴西准备继续北上之际，张国焘一封密电让原本跟随红军总部北上的决心变得动摇起来，随即陈昌浩便率军南下，从此犯下难以挽回的错误。

然而，陈昌浩的错误远未就此结束，西征失利后，陈昌浩、徐向前均沿路乞讨逃出生天，可徐向前从战场上出来后，第一时间直奔延安“负荆请罪”，而陈昌浩则跑回武汉老家与家人共度几个月天伦之乐后才返回延安。

也正是因为他犯下了这两个难以挽回的不良影响，因此，回到延安后的陈昌浩也不难以进入决策核心层，而在这个时候，他的胃溃疡越来越严重，无奈之下只好提请去苏联治疗。

只是不凑巧的是，当他来到苏联后不久，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陈昌浩被紧急疏散到中亚共和国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由于失去庇护，再加上与组织失去联系，陈昌浩为了生计不得不去苏联一个采石场靠做苦力谋生。

期间，他多次写信给国内，希望能回到国内参战，奈何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陈昌浩在蔡畅的帮助下才回到国内，而此时早已物是人非，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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