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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丽，女，山西长治人。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博士后。美国罗格斯大学语言人类学系访问学者。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美国民俗学会会员。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在CSSCI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民间传说与宗族社会关系研究》（已结项），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述异记汇笺及情节单元分类研究》等课题。
基金项目：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民间传说与宗族社会关系研究”（15YJC75105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批面上资助项目“祠堂、信仰与钟氏宗族”（2015M570949）；百村社会治理项目的鹭村学课题（312231104）。
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17年第9期
传统《元宵歌》本的复现、消失与走向
——客家白鹭社会“唱元宵”仪式形态初探
文| 张丽 李静
内容提要：族群文化形态上的客家社会表现出了综合性、杂糅性的特点，但以赣闽粤地区而界定的客家生活文化圈又表现出了地域文化的认同性色彩，这样的认同性因素在白鹭社会流行的诸多《元宵歌》本中可见一斑。《元宵歌》本本身是客家地区民间文化艺术的一种重要资源，本文在对《元宵歌》本进行整理的基础上，论述了国图光绪本的传统性、经典性文化特质，并在歌本的类型丛之间与其余诸本确立了“母本”与“子本”的关系。此外，诸本之间依据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点，依次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三种类型呈逐渐递变的关系，从村落地域文化的形态来看，国图光绪本的经典性地位是由仙鹅山的信仰中心来确立的，而类型的划分，则是信仰中心向外逐渐扩散导致的形态区隔。
关键词：唱元宵；《元宵歌》本；国图光绪本；母本；子本
图1 2017 年2月3日晚，笔者在茶石村河涧堂凌姓祠堂内所见的“唱元宵”仪式
引 言
早在20世纪20年代，祖籍广东汕尾的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先生已经在客家地区开始了民歌搜集工作，他先后搜集到民歌若干篇，命名为《疍歌集》《客音情歌集》。钟敬文先生本身处在客家文化圈之内，搜集客家民歌出于家乡之情与民间文艺之爱两种情感的叠加，这些宝贵的资料记载着客家人的歌曲、故事和生活，为客家民间文学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笔者在2014-2016年之间先后多次对赣南客家地区的白鹭古村及其周边村落进行了田野调查，逐渐调查清理出了白鹭地区流传的一种“唱元宵”的文化传统，在多种文本语境的搜集整理下，意识到了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古代-现代的文化转型与文化的失范-重建实践模式。本文在文本搜集、语境生成、文化传统的比较下，试图阐释不同的“唱元宵”文本在历史语境下的传统范式、新兴样式及传统文本如何进入新兴文本，并形成新的文体形态。
神庙、祠堂内的“唱元宵”仪式演唱时间集中在过年期间，从初一到十六的晚上7-12点之间，仪式参与的活动者上至耄耋老者下至垂髫小儿，济济一堂，传承并完成一个年的符号。笔者先后在2014、2015年春节期间见到了茶石、龙头村内的“唱元宵”仪式，并在2015年9月期间进入了白鹭乡下富竹村内的神庙，在看庙人的带领下见到了庙内原存的《元宵歌》本及残存的、文字画面漫漶不清的元宵图，2017年春节期间先后多次到访了社背村的三福主庙、豪溪村、龙溪村、洞彭村的神庙和宗姓祠堂，由此生发出了对鹭溪河这一带聚落社会的“唱元宵”仪式活动的研究兴趣。构成其间困惑的在于所见的《元宵歌》本子及其相关活动似乎并不是一个足够完善的文本呈现过程，这样带来的问题在于对“唱元宵”的仪式活动不能够有足够深度的阐释，会影响到对“唱元宵”仪式活动的渊源性、整体性及民间性的合理认识。尤其是从茶石、龙头、上富竹、龙溪等几个村子的调查情况来看，《元宵歌》的书写本内容存在较大差异，但又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相互联系，诸如用七字句，每节的开头及结尾有相似的结构构成；从内容来看，与祭祀仪式相关的接神、迎神、与神对话、祈请福佑、送神等部分，基本构成了一个对“唱元宵”仪式活动认识的重要维度。但在生活化的日渐递变中，这一过程可能发生了转变，由神性逐渐向人性靠拢，歌本内容有了通俗化生活的描述，与此相关的文本开始进入了“唱元宵”的仪式活动中。
面对村落社会重要节点的“唱元宵”仪式及《元宵歌》本，如何将仪式及仪式中的文本内容准确地与村落社会生活相互连接，使其呈现出区域内的时间历史变化形态与当下空间内的仪式传唱、语境表演及对“唱元宵”研究对象的本体性认识是一个难点，当下空间内的对研究对象的本体化认识过程隐藏在历时性的变化过程中，构成了本体研究的起点与原点，在诉诸于研究对象的外界触角中，结构起了历时性的变化动因，而动因的构成不仅涵盖了物，也涵盖了物的生成关系圈范围内的相关物类。笔者在此强调了“唱元宵”作为一种村落社会仪式的原初性存在的特点，并以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内查阅到的光绪四年本《元宵歌》为原本，与田野调查相结合，阐释“唱元宵”这一仪式。
一
光绪四年（1878）《元宵歌》本及其他诸本
国图古籍馆内所藏《元宵歌》本，抄本，线装。红色封面，左上角题“元宵歌”三字，封面中下有“邱秀景记”字样，封面末尾内题“皇清光绪四年首夏月上浣之吉敬书”，后有“邱士珠”的人名。无目录，体例如下：先是祈请语“伏文”，然后是不同的歌体文本，有《参拜歌》《木根源》《保当歌》《上元歌》《□□□》（推测为元宵夜之类）及《送神歌》等几部分组成，为下富竹村流传的歌本，笔者以国图光绪本归类之。
除去国图光绪本外，另搜集到的《元宵歌》本情况如下：
茶石村：2015年2月24日（正月初六）晚，笔者于兴国县永丰乡茶石村太原堂内王氏祠堂内观看了“唱元宵”的仪式，并记录了《元宵歌》本内容，体例如下：《元宵歌》《第一天村中划船赞语》《第二天划船赞语》《第三天划船赞语》及《十六日神庙内划船赞语》。祠堂墙上悬挂元宵画，画前有神案，案上树杨伯太公神像。此处以茶石本归类之。
龙头村：2015年2月28日（正月初十）晚，笔者于白鹭乡龙头村金龙庙内观看了当地“唱元宵”的仪式活动。村内同样会在金龙庙内悬挂元宵画，画前摆放神案，神台上中央摆放一条金色的纸船，纸船中间有红色的船舱，舱前后各站立一人。“唱元宵”的仪式之前另有阳兵问神的仪式，《元宵歌》本情况如下：黄色封皮，封面中央竖体题写“元宵歌”，内封一为“目录”，其下所及内容为：一《元宵歌》；二《参拜》；三《保当》；四《木根源》；五《十劝君》；六《成功路》；七《二十四孝》；八《文龙》；九《祝英台》；十《葵花记》；十一《赞语》。其中七到十一记录在封二，封二下方竖体书写“2002年，龙头金龙庙理事会”字样。此处以龙头本归类之。
上富竹村：2016年7月上旬，笔者在白鹭乡的上富竹村，采集到另外一个《元宵歌》本，黄色封面，封面左上角题写“元宵歌”，中间竖体题写“上富竹坊便用”。封尾题写“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岁（后损毁）”内中无目录，内容依次为：《参拜歌》《木根源》《保当歌》《送神歌》《仙鹅山参神歌》及《参社歌》。此处以上富竹本归类之。
田岗芫村：2007年张嗣介在调查赣南章贡区的田岗芫村时，见到了村内郑氏祠堂内进行的“唱元宵”仪式活动，并提示“时至今日，大部分元宵歌已经消亡”等等，文章保存了珍贵的《元宵歌》本的内容，记录了歌本内容所包含的《木根源》《刘文龙》《赞语》《又赞》及《保当歌》的内容，笔者以田岗芫本归类之。
豪溪村：2016年冬至节田野期间，笔者在永丰乡的豪溪村见到了另一种珍贵的光绪年间的《元宵歌》本，这个本子末页记载为光绪十一年刘朝红录，由一位村人负责保管，歌本题名被白色封皮包住，正文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唱神歌》，另一为《十五晚送帝王开水路》。在《唱神歌》的文本内按照时间次序记载了一年12个月份内的节日、农事及生活内容，有部分内容出现了祝英台、梁山伯的故事。该本与国图所藏下富竹光绪本时间相差不大，前后有7年左右时间，从地理空间来看，又同处于鹭溪河流域，但歌本却存在了较大的差异。
社背村：社背村处在白鹭乡与永丰乡之间，现有13个姓氏，“唱元宵”仪式主要在村落水口的三福主神庙内进行。有的同一个姓氏分别处于两个支系，会选择不同的时间来唱歌。有人丁弱小的姓氏则会几个姓氏联合起来唱歌。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的晚上，神庙内排列了各个姓氏的人丁情况，各个姓氏会按照自己的时间序列进入神庙内进行唱神的仪式。2017年2月的2日、4日、6日晚间，笔者先后参加了高姓、刘姓、巫姓三个姓氏的“唱元宵”活动。
猪婆前村：白鹭乡境内的猪婆前、上富竹、大坪、下富竹几个自然村圩，同属于龙富村。笔者所参加的仪式活动在猪婆前村彭城堂刘姓祠堂内进行。歌本与图画合一，歌本的内容包含《参拜歌》《木根源》《保当歌》《送神歌》《仙鹅山参神歌》《参社歌》等若干个部分。与笔者之前在村落守庙内查阅的歌本内容基本是一致的。在上富竹村云锦堂内苏氏所进行的“唱元宵”仪式也采用了与猪婆前村同一的歌本和图画。
洞彭村：洞彭村供奉神主像为黄飞虎，这一处坊神管辖范围涉及到周边的若干个村落。2017年的正月十五晚间，笔者在神庙内见到了“唱元宵”仪式。仪式所用歌本题名为《元宵歌书》，从歌本内容来看，融合了《参拜歌》《木根源》及《保当歌》的内容。
龙溪村：笔者对龙溪村“唱元宵”仪式的调查是在田野人钟益永的带领下进入的，第一次是在龙溪村的庙内见到了保存的诸多歌本及元宵画。所藏的歌本有若干种，分别是《参拜歌》，另有几种题名为“元宵歌”，但内容不同的歌本，笔者将之分为三类，即《元宵歌》A，歌本内容包括：《葵花记孟日红上下卷》《元宵歌》《二十四孝歌》《张孟娥》《刘文龙》《成功路》；《元宵歌》B，歌本内容包括：《参拜歌》《拾劝君》《朱买臣》《木根源》《保当歌》；《元宵歌》C，歌本内容主要讲述的是《葵花记》孟日红、高彦真的内容；《元宵歌》D，这一部分的内容为赞歌的合集，包括《七组赞语》《六组赞语》《白石沅赞歌》《兰陵堂赞语》《西海堂赞歌》《十五夜西海堂赞语》《黄境赞语》等内容。各本之间的详细情况，请查阅文末所属《元宵歌》本调查表。
以上诸《元宵歌》本的搜集及“唱元宵”仪式的观察是在前后三个春节期间的田野调查及图书馆资料查阅过程中实现的，在面对愈加多样化的文本时，问题也越来越集中地呈现在眼前：这些丰富的《元宵歌》本是否有一个能够体现传统村落生活秩序的母本？由此母本与其他版本的歌本能否建立联系？这样确立的联系性又如何体现？在新的大量文本形成的过程中，是否形成了新的文体形式？新形成的文体形式又是如何通过母本来形成并加以体现的？这些问题意识的提出围绕着《元宵歌》本的文本与表演语境的关系，也只有解决了文本之间的联系问题，才能确立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且在真实的村落社会语境中还原多样化的生活形态以及历史事件对民间文学体裁的影响。
表1 白鹭地区所搜集的《元宵歌》本汇总表
二
“母本”的确立及其传统性
在处理各种《元宵歌》本之间的关系时，笔者尝试提出“母本”的概念。所谓“母本”是指在具有类型丛关系的诸多文本之间，有一种文本能够找到体现出较为早期的规范性文本特点，这些特点在后来衍生的多文本中仍旧有所体现，从而表现出了继承“母本”某些方面特质的特点，这些后有的、与“母本”有渊源关系的文本，笔者将之命名为“子本”。
“母本”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文本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确立，确立“母本”的同时，也在文本之间确立了一种渊源性的认知关系。从对《元宵歌》本的搜集整理来看，历时性的时间因素是极为重要的。在时间性的因素考量下，很容易确立国图所藏的光绪四年本（下富竹本）为较早的本子。假设以此本为“母本”，则需要看一下此本与其他文本之间是否存在依从关系。
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来看，国图光绪本以《元宵歌》来命名整首歌本，歌本的内容包含《参拜歌》《木根源》《保当歌》《上元歌》《□□□》及《送神歌》五部分。国图本对《元宵歌》文体形式的认识是有内在逻辑性的，作为一种民间节日仪式，《元宵歌》与“唱元宵”“闹元宵”是相互联系的，是作为其下五个组成部分的上层结构而出现的。在以后的《元宵歌》本中，这种认识倾向是逐渐消失的，在结构的上下层归属关系消失后，《元宵歌》成为与其原有组成部分《参拜歌》《木根源》相似的结构体系，重新构成了新的歌本形式。如龙头本和龙溪《元宵歌》A本。两种文本中，《元宵歌》本身构成了一个内容的组成部分，进入内容部分的《元宵歌》，选择了两种方法来组织文章的结构，一种是按照12个月的顺序来依次叠放时令、农事、生活，另一种则是将原有的《参拜歌》《木根源》《保当歌》等内容进行缩减，其中较多采用的内容为《保当歌》，而《参拜歌》《木根源》则多汲取开篇部分的文字来结构文章，形成了新的体式。两种形式都是将原有的歌本题名《元宵歌》内化为组成部分的《元宵歌》。在新的文体结构中，仍旧保存了《元宵歌》的名称。而此时作为内容部分出现的《元宵歌》已经与国图光绪本有了极大的差别。
从国图光绪本《元宵歌》的内容来看，歌本内容的五个部分除去《上元歌》《□□□》之外，在其他各本中均有所见。其中《保当歌》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内容，除去豪溪村光绪本、龙溪村《元宵歌》C本、D本外，别的歌本中都直接出现了《保当歌》的题名。而豪溪村光绪本的《唱神歌》部分，虽然没有采用《保当歌》的题名，但在结构中却借助歌郎之口依次叙述了十个要求神灵保佑之事，在保佑的主题之后，紧接着出现了“十愿”，“十愿”的主题与保佑并无多大差别，借着参拜谢龙天的机会，又将具体化的保佑主题提升到了国家、人民、社稷的高度。龙溪村与《元宵歌》有关的五个本子都出现了较大的变动，编者处理文本的方法是将原有的歌本内容部分直接提取出来，成为一个新的歌体形式，如《参拜歌》，《参拜歌》参拜的对象是东人、神灵，两者之间的对话并不是直接展开的，而是借助了歌郎，歌郎成为了人神之间身份的过渡者，代表人去向神灵汇报人间的索求，代表神灵的化身来向人传递神的旨意。歌郎兼有了人性与神性。其余的四种《元宵歌》本则保持了光绪本原有的《元宵歌》题名，在歌本的各部分内容之间，仍旧保存了原有歌本的内容。
从《元宵歌》本与元宵画之间的关系来看，歌本与画本是合一的。对于传统社会而言，元宵画的重要性可能尤在歌本之上，歌本是供给掌握文化语言的歌郎来宣讲神灵故事的，对于村落社会未掌握文字语言能力的普通人来讲，图画与宣讲的声音已经构成了一对可以进入心灵世界的文化工具。歌本的叙述与图画的讲述是合一的，对于不能阅读歌本的人来说，却可以借助于元宵画来掌握村落特殊的节日文化意义。悬挂于神庙、祠堂内的元宵画成为仪式活动中的信仰中心，借助于元宵画的描述，村落社会形成了集体性的记忆。
歌本之间虽然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在不同神庙内元宵画的叙述中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秩序。元宵画的宣解是按照神灵的显现、迎接神灵、神灵乘坐木船、祈求保佑、神人欢娱、洛阳桥送神的结构来展开的，与元宵画相互合一的叙述只有在国图光绪本的叙述中得到呈现。在歌本不断被改编的过程中，元宵画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叙述结构。也正是在相对稳定的画面叙述中，可以准确地推求出国图光绪本是与元宵画相互符合的歌本，从而具有传统性、经典性、权威性歌本的特质。
作为“母本”的国图光绪本与其他“子本”之间表现出了前后的继承性关系，“母本”在时间性、结构的完整性、内容的一致性及与神灵交流的对话性上表现出了经典文本的特点。虽然并不能确定国图光绪本作为“母本”的惟一性，但国图光绪本至少表现出了经典性“母本”的某些特质，而成为在特定时间、特定区域较为通行的歌本。
三
《元宵歌》本的类型差异与隐藏的秩序
在确定国图光绪本与其他诸本之间所存在的“母本”与“子本”关系后，再看一下各“子本”之间是否有类型性的差异，也就是说在歌本发生变异的过程中，是否体现出了某种规律性的现象。
从歌本之间的相似性关系上，依次可以得到三种类型的划分，第一类是以国图光绪本所在的下富竹村为中心，在周围的上富竹村、猪婆前村等地流传了相似的《元宵歌》本。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国图本的《参拜歌》《木根源》《保当歌》《上元歌》《□□□》《送神歌》等五部分，被整齐地替换为上富竹本、猪婆前本的《参拜歌》《木根源》《保当歌》《送神歌》《仙鹅山参神歌》及《参社歌》等内容。国图本原本缺失的“《□□□》”的题名，在后者的歌本中消失，歌本的最后补充了两部分新的内容。
第二类是以茶石本、洞彭本、社背本为一个相近的系统所体现出来的文本特征。这一类型的歌本特点是保留了《参拜歌》《木根源》的部分文字，原有的《保当歌》成为一种重要的歌体结构在歌本中大范围地建构文本，另一种劝说性质的文体《十劝君》在文中大量呈现。
第三种类型则是龙头本、龙溪本。这一类性的歌本特点在于保留原有国图光绪本部分内容的同时，又引入了大量的戏文故事。龙头本所出现的内容包括：《元宵歌》《参拜》《保当》《木根源》《十劝君》《成功路》《二十四孝》《文龙》《祝英台》《葵花记》。这些内容在龙溪本中也有体现。龙头本在增删内容的同时，仍旧保持了原有歌本《元宵歌》的题名，而龙溪本则将《参拜歌》独立出来成为一种歌的题名。另外一种方法是仍旧采用《元宵歌》的题名，但将原有的部分内容提纯为一种唯一的歌体形式。如龙溪村《元宵歌》D本的处理方法，所搜录的《赞语》为唯一的体式。赞语的形式打破了之前按照正月里按天计算来编写赞语的方法，而是以组、堂的形式来编写赞歌。在三种类型中，龙头本、龙溪本对原有歌本的改编程度是最为剧烈的。
在进行相似的歌本类型划分之后，我们发现图2展示出来的村落关系与《元宵歌》本的类型之间有某种程度上的呼应关系。从村落图可以看到，类型一的村落下富竹（国图光绪本）、上富竹、猪婆前处于相邻的地理位置，这一线的方向是由赣县通往万安方向去的。类型二中的茶石、洞彭村、社背处于一个相邻的村落圈，三个村落的方向是经由白鹭通往兴国县城方向的。类型三的中龙头、龙溪接近于白鹭古村，由龙头、龙溪可以去往赣县方向。如果在三种类型之间进行传统、经典文本与现代、改编文本的比较，可以看到由类型一、类型二到类型三是逐渐由传统文本向现代改编文本过渡的，那么传统文本为何是在下富竹这一带出现，在时间的历史变化中又与国图光绪本保持了较高程度的一致呢？笔者以为关键的因素在于仙鹅古寺的存在。由于仙鹅古寺的存在，使仙鹅山及其附近地区成为一个逐渐被叠加的神圣区域，成为周围村落信仰的中心。上富竹本、猪婆前本所出现的《仙鹅山参神歌》，其实是对仙鹅山神灵信仰的复现。仙鹅山下的龙眠山古庙即是附近村落的神庙，神庙内藏有《元宵歌》本与元宵画。笔者在田野过程中所接触的龙溪村的马脚钟益永讲述，龙头、龙溪一带流传的歌本是从仙鹅山、龙眠山庙内取出，后来又经由几个人改编的。由此可以明晰地见到，仙鹅山地区的歌本是作为龙头本、龙溪本的上源歌本形态而出现的。而龙头本、龙溪本所以在歌本出现大范围的戏曲文本，又可能受到了白鹭村的影响，白鹭村在清代中晚期实现了家族的复兴，崇字辈的钟崇伊与其子钟谷等在外做官的人经由浙江杭州、湖州等地带回来了新兴的东河戏。现在的白鹭古村还有东河戏班，每月会进行固定时间的排练、演出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出入于白鹭村的马脚是很容易将所接受到的新的戏文内容改编进入《元宵歌》本中的。而茶石、洞彭与社背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在《元宵歌》本的改编中，并没有进入戏文故事，而只有劝善类型的《十劝君》这样的文体形式。
图2 《元宵歌》本在白鹭地区的流传分布图
在现行的村落行政区划中，仙鹅山一带的上富竹、猪婆前属于龙富大队，归属于赣县白鹭乡白鹭村。仙鹅山以下的地区，涧田、良口等地则属于万安县境内。茶石、洞彭、社背一线则属于兴国县境内的永丰乡。当地流传的“一脚踏三县”的说法，即是以这一带的山区为依据的。这三个地区各有自己的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但从《元宵歌》本的流传扩散途径来看，还存在一个信仰的中心，这个中心即是以仙鹅山为中心，不断向外扩散出去的。在传统的《元宵歌》本褪变过程中，在信仰中心的村落地区仍旧保持了较强的对传统信仰的固守，在歌本的褪变过程中，首先出现了仙鹅山的参神歌，说明了隐藏在白鹭地区民间社会的一种信仰秩序是以仙鹅山为中心，向外扩散出去的。
结 语
元宵歌是流传于客家地区的一种民间文学艺术形式。在每年的正月期间，围绕着仙鹅山的各个村落，或在神庙内、或在祠堂内，悬挂元宵画、请出杨伯太公，设好神台、纸船纸人、明烛如炬，各个姓氏按照先定的顺序依次传唱着属于自己的元宵歌。这一带的山区从初一到十六，每个夜晚，都有人在唱着元宵歌，讲述着自己故事、信仰与传统文化。故事圈背后的生活圈，折叠出了历史感、乡土感，在活态的仪式中年复一年地得到传承，不管是否有外界注意到此在的生活。《元宵歌》本所实现的也只是认识地方文化的一种工具，也正是在歌本的不断调查收获中，作为田野工作者意识到了民间文化展现出来的经典文本及经典文本的嬗变后，所形成的丰富繁杂的《元宵歌》本类型丛。歌本的存在是以历史、民间生活为维度的，也必然存在一个可以探寻的源头及裂变过程。笔者在《元宵歌》本类型丛的基础上，提出“母本”与“子本”的概念是对歌本类型内部关系的进一步区分，这样的区分无疑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点的，也是将历史感、生活感放入田野过程中而实现的田野体验和理论提升。
作为仪式的“唱元宵”已经将生活不断地进行提炼，建构起了人与神的关系，在元宵图中通过一幅幅神船故事的展演，建立了一个个不同的文体类型。国图光绪本《元宵歌》在文体类型上，体现出了神的色彩、语言与功能，神性的存在并不脱离于人性，而是在神人生活的反复建构中凝练出来的神灵的话语体系与力量，在这个体系上，国图光绪本存在的意义是经典性的。龙头本、龙溪本的改编则在文化大形势的作用下，试图用真实的生活去改写原有的传统文本，并且民间社会也不断将新鲜的生活血液资源放入到歌本中去，而逐渐地抽离出原有元宵神的文本内容。在此过程中，《元宵歌》本是不稳定的、揉杂的，关键的原因在于歌本打破了原有的体例、语境，表演语境的历史诉说一直在强调歌本发生的场所是在神庙、祠堂内的，歌本与画是一体的，歌本叙事的核心符号建立在人与神的关系上，是作为歌手的歌郎在代表神灵来参拜东人，代表东人来祈求神灵的护佑。也正是由于核心符号的稳定，所以作为经典性的国图光绪本《元宵歌》本是稳定的，而核心符号的散落，诸多叙事情节、流行文体的进入，必将使得这一歌体开始踏上漫漫寻找之路。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17年第9期，第80-87页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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