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博士、教授

中国佛像及佛教美术史上主要有五大样板，他们是南朝刘宋陆探微陆家样（开创中国佛像，从此以后，中国佛像与印度佛像是两大艺术体系，陆家样影响了5、6世纪）、南梁张僧繇张家样（引进印度笈多佛像，影响了6、7世纪）、盛唐吴道子吴家样（影响了8~11世纪）、中唐周昉周家样（影响了9~11世纪）和北宋李公麟李家样。（开创宋风佛像，影响了12~15世纪）。此外还有东吴曹不兴曹家样（引进印度马图拉佛像，影响了3、4世纪）、东晋顾恺之（影响了4、5世纪，与中亚后犍陀罗佛像并存，共同影响十六国和北魏前期）、初唐阎立本（开创大唐佛像，影响了7世纪）、盛唐张萱、李思训父子（影响了8世纪）、阿尼哥、刘元师徒（开创喇嘛教佛像，影响了13、14世纪）等等。他们都活跃于各朝首都，影响地方，辐射外藩，甚至影响到朝鲜、日本，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大师。

由他们为骨干，组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国佛教美术史，大致可分四个时期，即六朝隋唐、宋、元和明清这么四个时期，犹如“起、承、转、合”，也符合中外美术史的普遍规律，即古风、古典、巴洛克和洛可可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可对应“起、承、转、合”。

1，六朝隋唐时期（3~10世纪），是“起”，也就是古风时期，主要有六朝曹不兴曹家样、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张家样（以上为六朝四大家）、初唐阎立本、盛唐吴道子吴家样、张萱、中唐周昉周家样（以上是唐代人物画四大家）等，吴家样和周家样影响到五代宋初（包括西夏和辽，我都有专文论述）。

2，宋代（10~13世纪）是“承”（继承，并且精进），也就是古典时期，主要是北宋李公麟开创了宋风佛画，直接影响了金，还影响到元明。

3，元代是“转”（转变），也就是巴洛克时期，主要是阿尼哥、刘元师徒二人，开创元风喇嘛教佛画。

4，明清是“合”（综合，集大成），也就是洛可可时期，中国佛教美术开始走向衰落。

大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五代后晋936年（10世纪）割让燕云十六州给辽，契丹人占领大同，定为西京，大力建设。1125年（12世纪）金灭辽，女真人占领大同，继续建设。辽金两代200多年，大同一直是陪都，辽金都崇信佛教，营造了一大批佛寺，大同能保存至今的有华严寺和善化寺，都是海内巨刹，代表辽金佛教美术风貌。

华严寺，在山西大同旧城西部，建于辽代（11世纪），主要建筑都向东，这是因为契丹人源于东胡、辽河，崇拜太阳，以东为上。辽代华严宗盛行，华严寺是辽金时期华严宗的重要佛寺，也是辽代皇室祖庙。明时分上、下两寺，各开山门，自成格局。

下寺主殿薄伽教藏殿是单檐歇山顶，殿内佛坛上有辽代彩塑，非常精彩，四壁排列储藏佛经的天宫壁藏，属辽代小木作模型，整个看上去，宏伟壮观，犹存大唐遗风。

辽代佛像，大同还有观音堂菩萨石像，与上述华严寺辽塑差不多同时，风格也一致。

上寺主殿大雄宝殿是金代（12世纪）重建，建在高台上，是单檐庑殿顶，其上金代琉璃鸱吻高达4米多，雄伟壮观，很远都能看到，成了大同市的地标建筑。殿内内柱高于檐柱，属宋式厅堂型构架，明显是仿宋。殿内原来金代彩塑已毁，现存作品都是明代（15世纪）的，有五方佛、20诸天（佛教护法神）等，水平一般。四壁是清末壁画，华严寺佛教美术跨度很大，辽金明清，将近千年，非常罕见，明清艺术说明中国佛教美术衰落。

大同善化寺彩塑，是金代（12世纪）彩塑，明代（15世纪）重修，但保存了金代风貌，也很精彩，比华严寺上寺明塑更生动传神，显得更成熟。

总之，华严寺辽塑受大唐周昉周家样影响，善化寺金塑受北宋李公麟李家样影响，二者迥然异趣。

先说大同辽代佛像受大唐周昉周家样影响。

周昉是中唐最伟大的画家，他是西安人，出身贵族，曾在越州（浙江绍兴）、宣州（安徽宣城）做官。擅长仕女画，初学张萱，后则小异，区别微妙，不易分辨，若非要分辨的话，就是张萱动，而周昉静（周昉仕女或坐或立，动态不大），这也是盛唐与中唐的区别。他俩离得不远，张在安史之乱前（盛唐），周在安史之乱后（中唐）。周比张画得更胖，更闲散，更精致，更华丽，更沉静，更有个性，更有贵族气。他二人分别代表盛唐和中唐画风，合称张萱、周昉画派，共同开创了大唐仕女画的华美风范，他俩的仕女画当时（盛唐、中唐）就很受欢迎，甚至远销海外，东至朝鲜、日本，西达新疆、中亚，可见其国际影响。周昉还画佛寺壁画，精致华丽，雍容华贵，人称“周家样”，尤其是开创“水月观音”，如同绮罗仕女，非常华美，可惜都已失传。他开创的周家样对后世影响极大。

周昉现存作品主要有《挥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调琴啜茗图》、《内人双陆图》等，都是绢本设色，工笔重彩，都是后人临摹，都不能确定。

《簪花仕女图》，画分三组，每组二人，中间观鹤，两边逗狗，高低变化，左右均衡，仕女唐装，内穿锦绣，外披薄纱，披挂摇曳，缓缓而来，看上去花团锦簇，人称“绮罗人物”。此画曲线造型，丰肥浓丽，精致华丽，雍容华贵，装饰性很强，是典型的周昉画风，即周家样。此画构图饱满，人物顶天立地，四女如四根立柱，撑起画面，并与中间小女孩形成对比，形成节奏，不像张萱画留有余地（空白、空间）。此画收藏在辽宁博物馆。

周昉《簪花仕女图》

《调琴啜茗图》，即《听琴图》，一人弹琴，二人听琴，二人侍立，还有树石点缀，富有诗意，也是精致华丽，雍容典雅，人物高低、向背、疏密变化，错落有致，形成节奏，装饰性很强，很美，很成熟，应是周昉画中的精品，收藏在美国纳尔逊美术馆。

周昉《听琴图》

《挥扇仕女图》，即《纨扇仕女图》，画分四组，分别画贵妇纳凉、梳妆、观绣、闲话等，表现出夏热烦闷，空虚无聊的心境，曲调低沉，有些慵懒，不及张萱画乐观向上，生意盎然。此画圆脸用曲线，衣纹用直线，正如画史所说“衣裳劲简，彩色柔丽”（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整个看上去，精致华丽，哀婉闲逸，是典型的周昉画风，其中闲话背面女与上图听琴背面女何其相似，连坐凳都一样，两画都有小细树，这些说明二者有关系。但此画不如《听琴图》自然、成熟。此画现收藏在北京故宫。

周昉《挥扇仕女图》

《内人双陆图》，画宫廷贵妇正在玩双陆游戏，二人行棋，二人观棋，两边还有侍婢伺候，侍女画得比主人好，绘声绘色，富有生活情趣。此画也是丰肥浓丽，精致华丽，也体现了周昉画风。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纵观这四幅周昉画作，后两幅不如前两幅。

周昉《内人双陆图》

说到周昉的画，我觉得应该注意台北故宫收藏的《宫乐图》，作者不详，应为唐人，肯定是周昉画派画家画的，我认为最像周昉的画。此画描绘一群宫女围坐一方桌，上面五人（四坐一立）正在奏乐；下面六人分坐两边，或听或饮，还有一丫鬟站在旁边伺候，绘声绘色，热热闹闹，生动传神，非常有趣，生活气息很浓。人物布置，坐立高低，错落有致，有节奏感。再看宫女个个丰腴圆脸，两眉一鼻三直线，樱桃小口细长眼，柔美闲逸，雍容华贵。圆脸用曲线，衣纹用直线，互相对比，互相衬托，相得益彰。总之构图饱满，人物丰肥浓丽，画风精致华丽，富于装饰性，是非常典型的周昉画风，符合画史上所说的周昉的所有特点。图中小狗也与《簪花仕女图》小狗相似，也为画增加了情趣。此画比上述周昉四画更美，更成熟，更生动，更传神，更精致华丽，更有装饰性。再看细节，也是大家手笔，堪称中国最美的人物画。甚至可以说还超过了张萱那两幅，现存张萱的画经宋徽宗赵佶临摹，已输入宋意，有些拘谨，有损唐风。而此画华美富丽，豪放大气，非常自信，完全是大唐风范。只有这样的画才能配得上周昉之名。此画堪称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如上所述，中国佛教美术史上有周家样，大唐人物画四杰中也有中唐周昉，如此盛名，若只看上述周昉四画，实在名不符实。

唐人《宫乐图》

真正的大师不仅让人喜闻乐见，而且还有众多追随者，应是开宗立派之人，周昉周家样就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周家样影响中唐，中唐影响晚唐，晚唐影响五代，五代影响宋初（包括辽和西夏）。可以说9~11世纪300年都是“周昉世纪”。总之周昉画的工笔重彩，描绘精致，色彩富丽，精致华丽，装饰性很强，艺术水平很高，周家样画风可用4字概括，“胖（丰满圆润）、静（文静优雅）、柔（柔美温和，女性美）、贵（高贵厚重，贵族气）”。

五代南唐宫廷画师周文矩属周昉画派，画史上周文矩与顾闳中并称，周还排在顾前面，据说二人都画过《韩熙载夜宴图》，可惜周本失传，周文矩《宫中（女）图》也是“胖、静、柔、贵”，是典型的周家样，说明周昉周家样影响五代绘画。

再如河北曲阳王处直墓壁画，画于924年（10世纪前半，五代），其中仕女丰肥浓丽，雍容富贵，也是周家样，只是更胖了，中唐（周昉）比盛唐（张萱）胖，晚唐比中唐胖，五代比晚唐胖，胖得都睁不开眼了（例如此墓浮雕彩绘壁画《散乐图》就是这样）。此墓壁画可能是五代工匠依据中晚唐周家样粉本画的，王处直是地方节度使，首都长安也有家，所以有人推测此壁画粉本来自长安（周家样大多出自长安），再次说明首都引导地方，中晚唐影响五代。

王处直墓壁画，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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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昉周家样还影响到辽代绘画，契丹人早在建国之前就已学习大唐文化了，赤峰宝山辽墓壁画是辽学唐周家样的典型代表，画于辽初（923年前后，10世纪前半，与上述王处直墓相差1年），画苏若兰织机寄回文锦和杨贵妃诵经调教鹦鹉的故事，这两幅画画史上说，张萱都画过，周昉也临摹过，但都失传了，辽墓这两幅画工笔重彩，彩绘贴金，精致华丽，雍容华贵，富于装饰性，完全是张萱、周昉画派，而且还是上乘之作，可作为周昉失传之画的参考。这两幅画说明了辽画学唐画，可见周昉周家样粉本流传之广。
宝山辽墓壁画《寄锦》，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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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昉也像盛唐吴道子、张萱一样，也是中国画史上少有的具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大师。周家样向东影响了朝鲜、日本，向西影响到新疆回鹘壁画（9---11世纪，主要是10世纪）。
周昉周家样不仅影响世俗美术，而且还影响到宗教美术，周昉也像吴道子一样，不但画过佛教，而且也画过道教，可惜都没流传下来，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周昉画作全是世俗绘画。史载周昉还画过菩萨、天王、罗汉、行道僧等佛教绘画，这些周家样佛画深远地影响了中国佛教美术史。
首都影响地方，内陆影响外藩，这是中外美术史上的普遍现象。史载，唐时新罗商人来华大量收购周昉的画（多达40多幅）。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11世纪）中说，高丽大使来华，也是“访求中国图画，锐意购求”，高丽大使还带来很多画工，“奏请摹写相国寺壁画归国，诏许之，于是尽模之持归”，当时（11世纪）中国正在风行吴道子吴家样和周昉周家样（宋初学五代，五代学大唐），从首都汴梁（开封）相国寺壁画，到边远敦煌壁画，都受吴道子吴家样和周昉周家样影响（参见文末延伸阅读《周昉周家样影响敦煌艺术》）。可见高丽佛画也在学习周家样佛画。周家样自然也影响到大同华严寺辽塑。
华严寺辽塑，即下寺彩塑，主要有佛、弟子、菩萨、天王、力士等，按“品”字形布置，既有变化，有保持均衡，这是大唐定制。其中最多最美的是菩萨，约占三分之二，皆方面圆角，丰满端庄，雍容华贵，气定神闲，浑厚富丽，简洁明快，犹存大唐遗风，明显是在学习周昉周家样“胖、静、柔、贵”，尤其是佛前微笑合十的菩萨，身体曲线优美，婀娜多姿，自然生动，妩媚动人，她下视众生，充满慈悲怜悯之情。画史上说周昉还画过天王、罗汉、行道僧等佛画，华严寺辽塑中的佛、弟子、天王、力士等，也体现了周家样风貌。祝大年生前曾参观过华严寺，对其中辽塑很关注，收集图片，时常观摩，评价很高。
辽宁义县奉国寺辽塑也很精彩，与华严寺辽塑合称“两大辽塑”，现代艺术大师张光宇曾参考奉国寺辽塑力士造型创作了伟大的动画片《大闹天宫》。张光宇还借用北京居庸关浮雕壁画和法海寺壁画中的四天王造型来创作《大闹天宫》中的四天王。张光宇这种借古创新的创作方法是我们今天创作现代艺术的一条捷径。
辽代佛像大同还有观音堂菩萨石像，与上述华严寺辽塑差不多同时，风格也一致，也是丰满端庄，雍容华贵，也属周昉周家样。
总之，周家样广泛影响晚唐、五代、宋初（10、11世纪，包括辽和西夏），惠及全国，甚至朝鲜、日本。
下面再说大同善化寺金塑受北宋李公麟影响。
李公麟（1049~1106年，11、12世纪）是北宋大画家，安徽舒城人，出身官宦家庭，自幼饱读诗书，家中收藏很多字画，从小受到艺术熏陶，受到良好教育。他科举、官场还算顺利，活得很超脱，一直不忘山林之乐，但晚年多病，50岁辞官归隐，住在家乡龙眠山庄，自称“龙眠居士”，可见他信佛。
李公麟是个大文人，接交的自然也都是大文人，诸如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王诜等，都属文人书画家，他们互相影响，取长补短，李公麟受到文人画影响，诗、书（书法）入画，苏轼赞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李公麟也是这样，黄庭坚赞李公麟，书（书法）中有画，画中有书（书法）（“画之关钮透入书中，则书亦透入画中矣”）。但李公麟又与文人画不同，始终与文人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李公麟的高明之处。
他多才多艺，人物、山水、花鸟都画，他学画抓住了两个最重要的环节，即临摹与写生，他广泛学习上述顾、陆、张、吴、周，综合前人，开创自己。他写生注重观察默写，路过马厩，细心观察，“不暇与客语”，所以他画的马是画史上的经典。他观察世道人心，更是细致深刻，他画的人物可见民族、地区、阶层（阶级）、性格、气质、文化、贵贱等特点，很有个性，写实传神，富于生活气息，当属现实主义，而细致严谨，文静典雅，又属古典主义。
他擅长白描，现存作品几乎都是白描，略施淡彩，形（形象、体积、质感）神（神气、精神）兼备，都靠线条来表现，这是很难的，其白描简洁明了，一目了然，丰富多变，又能统一于某种线调之中，有韵律感、节奏感，书法用笔，潇洒自如，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笔者认为中国画史上有四大线描艺术（不只是技术）大师，吴道子、李公麟、陈洪绶、张光宇）。李公麟使白描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在中国画史上影响深远，当时（11、12世纪）及后世有很多人追随他，而后人摹本又是我们今天研究李公麟艺术的宝贵资料。
李公麟最擅长画道释画、历史画、马等。李公麟是个儒者，认为画画要有劝诫，“立意为先”，“以谕世教”，画过《免胄图》、《九歌图》、《孝经图》等，《免胄图》属于历史画，现藏台北故宫，画上人物聚散有致。《九歌图》、《孝经图》属经典的插图，可见李公麟还是个插图大师，这一点难能可贵。
李公麟的佛教绘画，写实传神，细致严谨，充满生活气息，非常世俗化，属现实主义风格，与大唐佛画浪漫主义迥然异趣，更加中国化，可以说是李公麟开创宋风佛画。
李公麟宋风佛画现存两件，都是《维摩诘》。《维摩诘》画印度居士维摩在家修行，深通佛法，维摩居士体弱多病，释迦牟尼佛派文殊菩萨前去问疾，二人论辩佛法，引来很多人听讲，维摩居士病容坐榻，依几而谈，道行很深，令文殊钦佩不已，说明修行佛法不一定非得出家，在家也可修行，深得到中国文人欢迎，李公麟也非常认可，画了好几幅。
李公麟《维摩诘》现存两幅，一横一竖，横的在北京故宫，竖的在日本。日本立轴上只画二人，维摩居士及其侍女，一坐一立，一老人一美女，互相对比，互相衬托，相得益彰。故宫那幅横幅上人物众多，文殊菩萨与维摩居士分布左右，双方分庭抗礼，势均力敌，构图左右均衡，维摩、文殊分别坐在两个方榻上，其余环绕之，左边文殊菩萨一方，是神界，但神都人化了；右边维摩居士一方，是人界，但人都神化了，总之两边神、人不分，菩萨像仕女，窈窕多姿，罗汉如高僧，很有个性，都已中国化、世俗化、生活化，这就是现实主义风格，而画风写实传神，细致严谨，文静典雅，又属古典主义。
李公麟《维摩诘》，现藏北京故宫
李公麟《维摩诘》，现藏日本
李公麟画的菩萨、仕女与当时（11世纪）风行的周昉周家样仕女不同，周家样仕女只画上下眼睑（皮），上重下轻，非常简洁，而李公麟画菩萨、仕女，在周家样上下眼睑基础上，还增加上眼泡和下眼袋，更加丰富，细致，真实，更接近生活，更加中国化，是典型的李公麟李家样宋风仕女。周家样仕女很胖，李家样仕女不那么胖，如果说唐画属古风，那么宋画就是古典，宋画不如唐画简练概括，但比唐画细致严谨。
画史上说李公麟画过许多菩萨和罗汉，诸如长代观音、臥石观音、自在观音、文殊、普贤等，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李公麟画的菩萨、罗汉直接影响了宋代菩萨、罗汉造像。
11世纪李公麟活跃于北宋首都汴梁，也学习吴道子吴家样和周昉周家样，但李公麟在唐画基础上，加以综合，改造，改吴家样动为静，改周家样胖为适中，更重要的是李公麟注重观察，写生，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从而开创了写实传神，文静典雅的宋风佛画，可称之为“李家样”。李公麟是宋画大家，《宣和画谱》赞他，宋画第一，孙承泽（清初鉴赏家）赞他，空前绝后。12世纪李公麟“李家样”作为北宋首都样板，很快就风行全国，甚至影响到朝鲜、日本。12世纪堪称“李公麟世纪”（还可包括11世纪后期和13世纪前半）。李家样自然也影响到山西，影响到大同善化寺金塑。
善化寺金塑，菩萨像仕女，弟子如高僧，很有个性，大殿两侧的24天（佛教护法神）更精彩，或如文臣，或若武将，神已人化，都已中国化、世俗化、生活化，两个六臂观音肉体用圆线，衣服用直线，各有各的质感，互相对比，互相衬托，相得益彰。整个看上去，写实传神，自然生动，个性鲜明，充满生活气息，这就是现实主义风格，而画风写实传神，细致严谨，文静典雅，高度成熟，又属古典主义。体现了李公麟李家样宋风佛画风貌，明显是在学李家样。金人学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汉化程度极高，非常成熟，非常地道，善化寺金塑就是这样，堪称“金塑精品”，比华严寺上寺明塑要好得多，尤其是两寺的诸天护法神，高下不可同日而语。
善化寺金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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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辽塑不同于金塑，辽塑学唐，金塑学宋，辽塑属唐周昉周家样，金塑属宋李公麟李家样，金塑比辽塑更加中国化，更加成熟。
大同古城，文物众多，仅就佛教美术而言，大同几乎就是一部中国佛教美术史，有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5、6、7世纪）、华严寺（辽塑、明塑、清壁画）、观音堂（辽石雕，周家样，9~11世纪）、善化寺（金塑，李公麟李家样，12~15世纪），长达一千多年，这在其他城市极为罕见。
本文之所以称“新论”，就是要区别于那些只罗列、陈述文物考古材料，人云亦云，毫无自己看法观点的文章。